安倍的药方

初来乍到，秩序感是日本给我的第一冲击。从羽田机场的候机楼出来坐机场大巴，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将行李在道边整整齐齐排列成队，恭敬地向每一辆离开的巴士鞠躬。已经略显陈旧的地铁车厢里，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上班族挤在一起，安静得听不见说话，更没有手机的聒噪。街边，园林工人在绿化带前铺了一长溜垫布，端正地跪在上面一板一眼清理矮树丛上的缤纷落英。在国会议事堂的参观入口，为暑期旅行的学生团服务的讲解员坚持和每个人握手并致以欢迎词。这个学生团大概有200人。呈现在外来人眼中的日本就像一架机器，每个齿轮都严丝合缝，竭力工作。

然而，这台机器的运转情况已经被诟病了24年。从1989年的资产泡沫开始，“日本病”一词就牢牢地缠绕着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停滞、股市低迷、房地产贬值、老龄化严重。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人们来说，东京的城市建设面貌已经不再能带来巨大的物质冲击，但从银座、涩谷连排的商户，到人们整洁体面的着装；从超市里五花八门的商品，到公共卫生间里精心设计功能齐全的抽水马桶，你依然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个高度繁荣和发达的社会，只是财富不再由豪车和奢侈手袋来表达。

“日本的经济没有媒体上描述的那么糟糕，日本人的生活依然是富足的。”去日本以前，几位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采访对象都试图扭转我们的刻板成见。“日本已经是成熟完备的经济体，对经济潜力的开发已经相当饱和，你不能期待它能够保持新兴经济体式的发展速度。”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研究专家姚海天说。

那么，如何解释日本人的经济焦虑？在日本生活过20余年的评论家陈言举例：“1993年以前，日本人从不觉得房价是一个问题。东京郊区70平方米的小两居卖到1亿日元是很正常的事情。房价突然暴跌时，我并不觉得周围的人有特别悲观的情绪，因为所有人都觉得第二天一切都会好起来。一般来说，日本男性会在30岁左右结婚买房，贷款30年。如果你在1990年左右买房结婚，那么现在你已经50多岁。20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你手里的房子可能只值1000万日元，你却还在为1亿日元的房款还利息。你当然非常希望国家能够再来一轮通货膨胀。这就像是‘击鼓传花’。击鼓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但鼓声一停，手上拿到花的人却又特别尴尬和失落。”

过去24年里，不断升值的日元给日本的对外贸易施加着持续的压力。以索尼公司为例，通过增加以美元为基础的成本支出比例，该公司已经将美元对日元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减小到“接近于零”。然而在欧元区的成本支出方式却很难改变，因而只要日元与欧元交换汇率升值1日元，该公司就会白白损失了600亿日元的毛利润。同时，国内保持着全世界最低的通胀率，呈现出“零物价上涨”甚至“负物价上涨率”的通货紧缩状态。在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消费都处于停滞状态。

对外关系、领土问题或许能够通过激起民族情绪获得短暂的关注，但在没有什么能比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更能决定一届政府的政治前途。历届日本政府试图让经济的鼓声重新响起来，但没有人比安倍晋三的下药更猛。

“安倍经济学”射出的第一支箭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1月22日，日本银行发布了“2013年日本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上升2%”的物价安定目标；4月4日，确定实施“从量到质都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宽松政策，把量化宽松的目标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基础货币，并要求在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日本央行还决定扩大长期国债购买规模，将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所有长期国债列为收购对象，并将购入更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

这样大力度的货币宽松造成的第一个市场反应就是日币汇率的下跌。从安倍政权成立前后到现在，日元贬值幅度达到20%。这在促进出口上的效果近乎立竿见影，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今年5月份，日本出口总额5.7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高于市场预期值6.4%，更是远高于上个月3.8%的同比增速。

安倍货币政策的用心不仅在出口上。目前，在日本的GDP构成中，出口只占11%。在2013年上半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对“安倍经济学”的解释是，强调宽松货币政策旨在刺激国内需求。

根据2012年底日本央行统计资料，日本国民持有资产1866万亿日元，而其中一半为现金与存款，远远超过欧美的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在研究中指出，由于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国民所关注的投资渠道与工具十分有限，银行给出的投资品种往往只有两种：定期存款及外币。一方面，日本国民只要持有利率极低的银行存款及国债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没有扩大投资之欲望；另一方面，这些资金大多掌握在年长者手里，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本来就较小，而因为日元升值，进口品价格便宜，他们的消费支出还会进一步减少。

同样，对于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也更愿意持有日本国债而不是寻找其他投资工具与渠道。2011年美国、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对内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23.2%、20.0%、34.7%和49.8%，而日本仅为3.9%。在吸引海外直接投资（FDI）方面，英国与法国2011年吸引的FDI占GDP比重为49.8%和34.7%，日本则仅有3.7%。而“安倍经济学”的隐性目的就是“通过汇率这个价格机制来改变日本银行、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方式，改变或打破整个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及利益格局，改变日本企业及居民所持有资金的流向与市场预期，增加日本企业的投资需求及居民消费欲望，从而实现物价回升及经济增长之目的”。

安倍认为，日本金融资产的六成以上由60岁以上的日本人所拥有。所以，他要努力地让这些人吐出自己的存款。从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全面推行“祖父母教育减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祖父母向孙辈每人提供1500万日元以内的教育资金时，免除赠与税”。

安倍以“高姿态”几度公开表示，不但设定2%的通胀目标，甚至称这个通胀目标是“中期目标”。也就是说，日本的年物价上涨率很快就会超过2%。这是告诉消费者，要购买观望已久的大件商品，现在似乎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3月家庭开支按年急增5.2%，远高于市场估计的1.8%，是9年来最大升幅。东京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场“三越伊势丹”3月的营业额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4%，这是从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就连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籍价格——泡沫年代的典型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上涨。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野田政府时期的计划，日本将在2014和2015年将消费税提升到8%和10%。

“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大和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熊谷亮丸表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商品的价格。价格一旦提升，企业的业绩就会有所增长。然后，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企业员工的工资也会随之增长。最后，国家的税收也会增加。这样一来，国家、企业，我好你好大家都好啊。”以这样逻辑，安倍经济学似乎将顺风顺水地取得成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理想与现实

在安倍的老家、日本山口县的萩市，有一座封建领主毛利元就的铜像。毛利元就曾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讲“三矢之训”的寓言。他说，三兄弟若不团结一致，就会像一支一支的箭那样容易被折断；但若是三支箭合在一起，就不容易被折断了。

这便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说法的来历。安倍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通过了13万亿日元的“2012年度修订预算案”和在2013年度增加92.61万亿日元的必要公共投资的议案。

安倍在6月14日射出了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三个增长战略。第一个是工业复兴，包括工业重组、劳动力市场改革、IT业发展、创新等。第二个战略是创造新的市场增长点，主要集中在医疗、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和渔业。第三个战略强调全球化，推进贸易关系，促进外国投资和日本劳动力的全球化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本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休·帕特里克评论说：“这个计划在参议院选举前5周发布。毫不奇怪，这些措施的细节、优先点和实施步骤都很模糊。”

“现在要判断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成功实在太早了。今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可能达到2.5%，但这并不足以改变通货紧缩，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也许它造成的最大冲击是改变了人们对日本未来的预期，变得更为乐观。这种乐观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已经厌倦了过去20年的‘日本病’，急于为安倍经济学买单，或者说更急于为一个出众的领袖买单。”帕特里克说，“现在安倍的第一支和第二支箭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反应，但是除了短期效果，我们很难对未来有所判断。人们对经济的预期是难以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本身无法造成良好、稳定和长期的增长，它们只是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政策环境。日本需要的是自由市场和结构改革。”

5月23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美联储可能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收紧量化宽松，一路狂飙的日本股市立刻创下自福岛地震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6月份，日经指数从顶点下跌了20%。彭博财经的马休·克莱恩指出，日经指数是随着海外投资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上扬的，外国投资者是推动日经指数上行的主动力，而日本的国民则忙于将囤积的股票脱手。日本股市依赖于极度宽裕的流动性，领涨的板块多为金融或原材料类，而在美国，房地产、消费类领涨股市显示美国经济在出现实质性增长。伯南克的说法令国际投资者担心流动性将收紧，立刻给日经指数带来了强烈冲击。这也显示，外国投资者风声鹤唳，本国的投资者更是如此，市场并未对日本真正恢复信心。

如果美联储真的减弱量化宽松力度、美国经济不断走强，那么美元很可能会大幅升值。虽然这意味着日元会大幅贬值，进而使得通胀率有可能突破2%这一目标。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利率将会大大升高，安倍所希望的通胀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根据《日本经济新闻》4月的调查，即便是在目前低利率情况下，仅有18.4%的企业计划研究发行公司债，75.7%的企业回答将按原计划进行设备投资。而目前，日本的上市公司中近50%的企业无明显借贷。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脆弱性的最大来源是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所有进口原材料的成本都是以美元计价的，日元贬值将导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至少会部分抵消弱势日元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尽管今年1月至6月，日本的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2%，为339574亿日元，但由于日元在外币汇率市场持续贬值，导致液化天然气和原油的进口额在换算为日元后不断上涨，因此日本贸易收支呈现48438亿日元的赤字。这是自1979年统计以来，半年内赤字金额最高的一次。

安倍将自己的首要目标设为战胜长达15年的通缩紧缩。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6月终于迎来了一年来的首次上涨。0.4%的幅度也是5年内最大的一次。但其主要原因还是电费和汽油价格上涨。“这种由成本带动的通胀不应被视为特别正面的。”瑞穗综合研究所资深经济分析师山本康雄称，市场人士“对通胀稳定回升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人们广泛认为日本困于通货紧缩，但下行的商品价格背后是国际经济供应结构的急剧改变。过去，少数领先的工业国家在一些产业具有垄断的地位，比如家用电器和汽车行业。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这些商品的价格无可避免地下滑了。我们不可能期待量化宽松能够推动急剧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价格攀升，比如液晶电视。”立教大学教授内山高志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

92.61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的议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在日本大选中，自民党和民主党都纷纷批评对方的政策是“撒钱”政策——执行财政政策时完全不顾财政的支付能力。在6月份的G8峰会上，安倍被德国首相默克尔问及“如何解决高达日本国内生产总值237.9%的债务”。其实日本的债务虽高，但风险远小于欧美一些国家。因为日本国债的95%都由国内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所持有，且具有长期持有的倾向。即便日本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遭到外部投机做空的可能性也很小，不会引发地区性连锁反应。这是安倍敢于一掷千金的原因。但这种“撒钱”的效果有多大？日本经济评论家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一书中评论说：“财政支出的效果基本上限于支出当年。虽然它有助于促使经济恢复，但是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本身。民间消费和投资才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安倍财政政策很显然是一个短期措施，它的长期战略还没有确定。大体上说，这些新的开支计划都是在延续自民党一贯的公共项目政策，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富有成效。当然这也是选前拉票的好办法。”帕特里克说。

在池田信夫看来，日本面对的并不是依靠通胀和财政投入能够解决的周期性经济停滞，这种经济停滞势必是长期的，因为日本没能及时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198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分拆可以看成80年代信息革命的起点。从此竞争被引入通信业，网络和手机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复苏。80年代还是计算机业的转折点。1981年IBM打开了个人电脑时代的大门，逐渐形成了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中心的新的行业规则。“而在这个时候，日本却在固守‘第五代电脑’这种重厚长大型的技术。日本电信电话公社虽然民营化了，但是它的垄断地位过于强大，通信设备都是‘NTT系列’，属于地方规格，不便与世界市场联系。这种‘加拉帕戈斯技术’（指的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或是市场下寻求最优化后和外界处于隔绝不同的状态。该词诞生是因为日本、韩国的手机市场采取和世界其他市场不一样的标准）锁国的结果就是在日本有很多‘IT大承包商’没被市场淘汰，产业结构仍然是制造业主导型。”

“产业结构本身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变化，很难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来弥补这些缺陷。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领域，如汽车或是家电领域，技术优势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电脑领域，日本企业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世界市场的1%；而在通信设备领域，日本所占比例几乎为零。”

2005年日本资本收支盈余（113817亿日元）首次超越贸易收支盈余（103348亿日元），说明日本已从原来的“贸易立国”向“贸易投资立国”转变，海外投资比率高于国内投资比率的结构正在形成。贸易收支盈余部分要么用于对外直接投资，要么被用来购买欧美各国债券，而没能使其充分发挥扩大本国公共投资、中小企业收益和个人消费的作用。

而在制造业领域，不难理解，日本企业原有那种国内零部件制造、制成品组装、出口的垂直一体化生产结构模式正在被核心关键部件出口、国外组装、逆向进口所取代，由分布在亚洲各地的日本企业进行加工组装，或就地销售，或出口欧美，或逆向进口日本。

日本的海外投资已经构成了“第二个日本”。在2008年，日本海外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相当于日本出口额的62.61%，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与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尽管这些都成为日本潜藏的经济实力，但这种“产业空心化”，大大降低了贸易对本国经济的拉动效应。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等产品日益依赖进口，汽车和电子零部件制造的国外转移以及逆向进口的增加，压缩了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还造成国内岗位的减少，没有工作的劳动者只有转向流通等服务业。结果就是简单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