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更直接的关切是政府是否能应付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社副社长松冈诚告诉我们，在“3·11”大地震发生后，他到日本东北震区采访，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当地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直接导致震后重建的速度很慢。

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中，日本企业形成了在以终身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为代表的雇佣体制。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如果没有客观合理或者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理由，不得解雇员工，否则将视为滥用权力，解雇无效。”如今造成的现实是许多银发族没有退出就业大军，年轻人则难以找到正式的就业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开始通过雇用临时和兼职工作人员来提高竞争力。2007年，非正式员工占到劳动者总数的34%，其中20～24岁的年轻人占到了一半。而一旦年轻人没有能够在职业竞争的最初阶段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基本丧失了正规职业训练的机会，很难再有机遇成为正式员工。他们薪资水平低，不能享受企业福利，当然也不能保证终身都享有工作机会，自然在消费上也必须相当谨慎。日本近年来出现了年轻人结婚年龄大幅度推后的局面，经济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又加剧了老龄化问题的恶化。

现如今占日本总人口24%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都是依靠养老金生活。尽管安倍以物价上涨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收入增长的想法很美好，但对这些老年人来说，这只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那时，安倍经济学还能在民众中保持如今的热度吗？

现在，没人知道安倍是否真的会，以及将如何运用自己的第三支箭推动更为深层、复杂的结构性改革。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告诉我们，日本经济虽然表现不佳，但也远未到达危机边缘。政治家们往往并没有决心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打破旧的利益关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如果安倍有这样的决心，他的第一和第二支箭能够保持多久的民意支持率、是否帮助他推动更为艰难的改革？在帕特里克看来，一切都未有定数。

修宪争论

胜选后的安倍晋三曾说：“没有强大的经济，就很难健全财政基础、推动安全保障和外交。”如其所言，安倍上台至今，经济政策一直是重中之重，但这远非安倍的兴趣所在。据日本《东洋经济》统计，安倍从去年12月26日上台至今年6月14日，在单独会面次数最多的10名官员中，只有经济大臣甘利明（排第七、会面38次）和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排第十、会面27次）算得上是经济阁僚，其余八名则是内阁官房、外务、安保防卫等领域的负责官员，由此也可见安倍真正关心的事务是什么。

安倍上台后，关乎重整军备的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了他最具争议也是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修宪并非安倍所创，而且似乎已经成为日本政坛的共识目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称为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富国”目标实现后，以中曾根康弘上台执政为转折，“新保守主义”开始追求日本的“大国化”，其中的内容一直就是修改宪法。中曾根在其《新的保守理论》一书中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即使从手续上看，也可以发现瑕疵。……在美军占领时期，法律是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许可，不仅通不过，连提交给国会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谁表示不满意，就会受到被清洗的间接威胁。现行宪法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制定出来的。……过于弱小的军备，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冲突的原因……在国际社会，最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是军国主义，另一个是‘非武装中立主义’。后者是懒汉的理论，是一种不懂得自己职责的想法。”

但在那时，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改变现状，在政治上“求稳怕乱”的心理格外突出。调查显示，1983年87%的日本民众对生活总体满意，63%的人反对防卫费突破国内生产总值1%的原则。

1992年初，《读卖新闻》社组织了“宪法问题调查会”，经过两年调查，于1994年发表了“宪法改正试案”，对《日本国宪法》各条提出了详细具体的修正案。其中对第九条第一款“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和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加以保留，而第二款“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被删除，企图为自卫队的合法性提供法律基础。而前首相中曾根则撰文呼吁：“要‘迎接新时代挑战’，实现‘第三次开国’，重新研究宪法等行动是日本迟早要面对的议题，应该尽快在内阁中设立宪法调查委员会。”

1997年5月，由参众两院300多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推进设立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后来改名为“促进宪法调查议员联盟”）成立。两年后，在小渊惠三任期内，日本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国会法》的修改，决定在国会两院设立“宪法调查会”。

2000年1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都设立了“宪法调查会”，当时决定是用5年时间进行修宪方面的调查，再用5年完成修宪。从那时起，有关修宪的争论就成为日本国会论战的主要议题，但争论焦点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宪和护宪之争，而是自民党与民主党争夺修宪主导权和话语权，以及如何修改宪法内容的争论。2002年《读卖新闻》以724位国会议员为对象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修宪持赞成意见的占70%，其中55%的议员更明确表示有必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的民意在当时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修宪支持率不断提高。在安倍2007年上台前，民调中支持修宪的比例一度高达61%。

但对历届日本政府来说，抛开外部因素，修改宪法依然是极为复杂的法律过程。首先是根据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修改日本宪法首先需要日本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议员的赞成，并在此基础上由国会发动公投议案并且获得半数以上的国民的赞成方可实施。

修宪的第二道门槛就是要制定完善一系列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性法律。由于日本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可以对修宪进行全民公决，为此执政党必须先通过公投法案，建立相关法律程序。2007年5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与修改宪法程序有关的《国民投票法》，为从法律程序上解决修改宪法问题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它利用对宪法的解释，实际降低了修改宪法的门槛：现行宪法规定，修改宪法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投票者的赞成，但没有具体说明是投票人数的半数还是有效票的半数，而《国民投票法》规定，在全民公决中，只要赞成票超过有效票数一半以上就行。而且，这一投票法没有设置一项低于一定投票率公决无效的限制性规定。

在跨过这两道门槛后，新宪法草案才能付诸全民公决。

由于各党派在修宪主动权上的争夺，第一道门槛——获得日本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议员的赞成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参议院，自民党和公明党的席位刚刚过半。对此，安倍早就主张对宪法九十六条先做修改，放宽修宪提案条件，将发动公投的国会条件降低至半数以上的议员赞成。

自5月以来，日本社会频繁举行各种反对修宪的集会及游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并不都是反对修宪内容本身，而只是针对修宪过程的程序正义问题。日本的宪法学者5月23日成立了以反对修改《宪法》九十六条为诉求的“宪法九十六条会”，成员不仅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阳一等“护宪派”，还包括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修宪派”人士，是一次超越分歧的大团结。该会主张是，一旦放宽修宪条件，只要同意修宪的力量成为多数就有修宪的可能，这等于破坏了以限制权利为核心诉求的立宪主义。成员之一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水岛朝穗说：“玩游戏的人去修改游戏规则，这是歪门邪道。我希望阻止国会议员鲁莽行事。”

美国因素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及同年8月的政令，日本设立了警察预备队，随后发展为1952年的保安队、海上警备队，1954年的陆上自卫队。自卫队成立时，日本政府声称《宪法》第九条承认作为独立国的日本具有自卫权，之后，这一见解以不超过“必要最小限度实力”的“自卫力”并不相当于战斗力的形式被模式化和继承下来。为了“自卫”必要最小限度的概念是极其相对的概念，也就留下了被随意解释的空间。现在，宪法解释上尚非“军队”的自卫队已经拥有27.5万人，日本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第二位，但日本政府对此的说明是不保持对他国构成威胁的攻击武器，不拥有核武器、航空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战略性进攻武器以及域外战力投射能力，也不具备完善的、可独立进行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

宪法也没有赋予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1960年时，内阁法务办公室在宪法解释中禁止了集体自卫权。因为这会尽可能小地减少日本卷入“冷战”军事斗争的可能性，使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1983年2月，当时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角田礼次郎在国会听证时明确表示，如果想行使集体自卫权，只能修改宪法。而权宜之计是，先修改此前的宪法解释，以后再谋求修改宪法本身。

美国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实际制定者。安倍多次抛出修宪主张后，奥巴马并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一些媒体将此描述为美国对日本修宪动向的不满。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

1951年两国签署《美日安保条约》，结成同盟关系前，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曾提出一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出发提出了三个排列组合：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糕。

这一分析暗含了美国两方面考虑——美国将日本作为盟友，一方面是出于美国东亚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有着对日本再度成为敌对国家的担心。通过政策的转换使日本发展成为自己的“伙伴”，则可以达到二者兼顾的效果。其中暗含的意义是：只要日本还在美国的控制范围内，美国十分乐于见到日本扩充军事实力，协助美国完成战略目标。早在1953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甚至明确表示，美国一手促成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个“错误”。

但在过去20年里，美日联盟关系的每一次调整都具有同一个特点：日本自卫队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活动的范围也相应地越来越广。

1996年4月，美日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两国公布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的战时对美支援方式已经从过去的“间接支援方式”转为现在的“直接支援方式”。这意味着同盟的安全合作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由原来的“美国负责进攻，日本在本土范围内负责防守并充当美军的后勤保障基地”转向“日军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充当美军后盾”。日本自卫队将向美军提供多达40项的援助，包括：美军使用日本自卫队及民间设施；提供武器弹药以外的补给；运输人员、武器、燃料等；维修美军船舰、飞机和车辆以及进行医疗、警备和通信合作等。这暗示着美军介入亚太地区冲突时，日本自卫队将以后勤支援的方式与美军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广大地区实施联合作战，当美军根据日方提供的情报确定攻击目标并实施打击时，日本实际上就等于卷入了冲突。这其实也为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

有学者指出，从美国方面看，“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再定义之采取《联合宣言》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方法，而未采用修改“新日美安保条约”并触及日本宪法修改的方式进行，应该说与美国对日本“大国化”前景的担心不无关系。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根据约瑟夫·奈的研究发表了名为《东亚、太平洋区域美国安全保障战略》的报告。报告虽然认为日本必须发挥更大的防务作用，但依然强调驻日美军要发挥使亚洲势力均衡的作用——即一种“安定化的装置”。

美国对日政策一直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改变。在小布什任上，美国的战略优先是反恐，但并没有减少对东亚局势的关注。在2005年左右，美国有关专家估计，在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内，美国也难以实现从伊拉克撤军。这必然使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力量捉襟见肘。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力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2005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戈斯公然宣称：“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力量的集结可能会打破台湾海峡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对该地区的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为此，美国更加积极地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军事作用，甚至不惜提出修宪问题。

当时，日本正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必须为谋求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在军事力量方面做出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任国防部长鲍威尔说得更明白：“对于日本《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国民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就必须根据上述观点来考虑修改《宪法》第九条。”

而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的要求正好符合了日本自身的战略渴望。在“9·11”事件后，小泉政府改变了对未来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极或相对平等的期待，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调整”。而日本则需要在适应并利用美国的基础上谋取日本最大利益。“9·11”之后，小泉政府抓住了国际反恐斗争的契机，仅用了两个月就成功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这三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能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日本派兵的领域从太平洋扩至印度洋；日本自卫队在武器使用方面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而且自卫队可以向任何“可疑船只”射击。此后，小泉政府又推动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以及《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根据这些新法案，在必要时，自卫队可以自行决定海外派兵对付“周边事态”。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宪法的“不战条款”。

今天的安倍面对的实际是一个日美利益更为契合的局面。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在2012年第4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文称：“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90%依赖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如果台湾被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如果台湾被吞并，那么不仅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南亚。”而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战略，就必须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制定“空海一体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防卫，还包括保卫台湾、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因此，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改“政府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

也是在去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撰写了一份名为《美日同盟》的新报告，在报告中强调：“日本需要加强自身防卫和与美国一道进行不可预见的地区防卫的能力。最迫切的挑战是中国对东海和南海的主张。”报告中再次谈到了日本的法律约束，“但讽刺的是，在一些涉及日本利益的重要问题上，我们的力量受到了集体自卫权问题的阻挠。政策的改变并不应当寻求建立一个统一指挥、在军事上更具有侵略性的日本，或者说改变日本的“和平宪法”。但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是对联盟的阻碍”。

但是，日本的追求不可能永远和美国合拍。今年2月28日，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内，安倍晋三作“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周刊现代》前副主编近藤大介坐在国会议事堂二楼的记者席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安倍在演说中连呼七次“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每一次，台下的自民党议员们都会高声欢呼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美国所乐见的吗？

目前，美国是否会默许安倍晋三的修宪计划依然不明朗。今年初，安倍访美时向奥巴马提出了修宪问题，但奥巴马的关切点在于日本是否愿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并没有对修宪做出反应。“美国是否同意日本修改宪法，取决于日本修改宪法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辰己由纪告诉本刊。

“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国要借助日本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要防范日本在未来有可能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战略利益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刘江永这样解释奥巴马的谨慎，“这主要是指，美国虽然通过日本和中国及其他国家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但美国绝不希望由于日本过度挑衅邻国，甚至引起擦枪走火和军事冲突，把美国卷入其中，让美国为日本付出流血代价，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国对日本在国际上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美日两国贸易摩擦非常尖锐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曾经敦促日本增强军事力量，修改宪法，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所谓安全责任。但是最近几年来，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不仅美化侵略历史，而且和美国的历史观、战争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政治摩擦。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朝鲜进行核试验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公然表示要研究核武装问题。这些都碰到了美国的神经。”

（实习记者朱云辉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