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诸多明显迹象显示，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一些转变。它有哪些表现，是战略性质的还是战术性质的，是不可逆的趋势还是暂时性调整？它因何而起，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都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心。

一、判断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三个维度

1、领导人首次对外访问

一个国家重要领导人特别是主管外交的领导人的外交首访一般是观察该国外交政策走势的风向标，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基调和重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从5月19日到27日对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欧洲的瑞士、德国进行他成为新一届主要领导人之一后的首访行程。

在他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进行了访问，主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杨洁篪随同访问。外交部长王毅则把自己的第一次出访给了东盟的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四国。

至此，中国外交决策和执行系统最关键的四个人物的首访外交依次全面展开。

中国领导人首访外交的目标国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国周边攸关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国家，含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东盟四国等；二是攸关中国全球战略利益，有利于实现势力平衡的国家，包括欧洲两国、非洲三国，另外俄罗斯和印度除了与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也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构成因素。

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外交信号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刻意将首访中的首访国家定为俄罗斯和印度。另据报道，习近平6月上旬在访问美洲三国之后还将前往美国，而在他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已与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长时间的会晤。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在凸显以上三国在中国未来外交棋盘上所扮演的特别重要的角色。

其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会面的方式，弦外之音颇为丰富。对中国而言，美国既是头号重要国家，又关系复杂，双方相互防范心理较重，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

2、最高层外交政策宣示

中国外交向以“韬光养晦”为圭臬，战略上比较模糊，底线不够清晰，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呈现和外交效果的实现。但在中共十八大后，这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十八大报告有关外交政策表述基本延续了以往风格：四平八稳，甚至相当温和。

不过中国外交的个性色彩很快就在领导人的话语间开始展露。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表公开讲话，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责任，置于其所称的三个“重大责任”的首位。其民族主义底蕴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直接的影响。

随后不久，习近平利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的机会，全面阐述了中国新领导层所构想的外交政策，将民族主义的原则落实到具体政策中。一方面他继续指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一方面又强调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绝不能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这段讲话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外交政策定位及其底线，与他前一次讲话中强调民族主义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3、外交政策转变的行动逻辑

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不仅体现在领导人出访上，也体现在政策宣示层面，更体现于具体的外交行动中。十八大结束以来，公众明显感觉到，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更频繁地采取强硬外交，更积极地在领土争议地区伸张主权，不再忌讳武力威吓，敢于面对面地对抗了。

习近平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不久，就大张旗鼓地鼓励军方整军备战，提出了将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并将中国梦从“强国梦”向“强军梦”延伸，体现出鲜明的个人印记。

习近平有关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意见在军队各级得到了积极响应。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军长许勇在习近平考察该部队不久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刻准备打胜仗》。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时代，军人目光的聚焦点应把打仗当天职，视打赢为目标。这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军人的“强军梦”之目标。”

执政党和其领导下的军队步调一致地将武装斗争摆到了议事日程，其强硬基调同时也体现在面对外部冲突时的反应上。近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南海，针对中菲黄岩岛之争，中国改变以前动辄外交抗议却不见行动的对策，采取了有力的反击措施，派遣民用船只以及军舰到争议海域巡航，并事实上控制了黄岩岛，压制了菲律宾的领土冲动；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海监船编队到钓鱼岛领海巡航，并驱逐日方侵权船只。

在这些地缘政治冲突中，中国和冲突方发生了角色逆转。原先的挑衅者变成了“受害者”，而中国成了被抗议的一方。中国外交变得强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变在具体事件中的自然延伸。

二、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动力和原因

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深刻动力来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安感。无论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还是东亚区域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决定性程度上都是对一个“异质”的中国崛起的潜在担忧的产物。中国的异质，并非单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中国所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对于普遍具有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和东亚诸国来说，客观上具有“威胁性”。翻翻历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不与周边乃至世界发生严重冲突的，而从意识形态领域看，苏联崛起后与西方进行的长期冷战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

在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期间，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台上提出了著名的“鞋子论”。他说，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在公开回应西方和东亚国家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疑虑，表明要坚定走中国自己的路，不会因为外来压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就明确无误地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划定了一条界线。此举不是减轻了它们的猜忌，反而加深了它们的困扰。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中国能否与它们永远和平共处，似乎很难让它们放心。中国不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中外冲突，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绝大多数上与此具有根本关联。

顺乎环境而变化，是万物的天性。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外交政策转变就奠定在如是真实的恐惧之上。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具有准结盟性质的军政关系，与非洲老兄弟打得火热，搞好与印度的关系，在欧洲合纵连横，深入美洲腹地。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是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像中国这样的“异数”，正是希望被改变的对象。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体系，那么无疑对许多人来说，冲突难以避免。为了避免发生那种绝对逆转性的冲突，双方争夺权力、影响力和伙伴，势所必然。

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表现在多重方面。

从全球层次看，旧的世界体系正在瓦解之中，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建立。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都在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和民主的多极化世界，改变美国为主、西方说了算的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全球首要大国，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在全球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是它自身的需求，也是现存体系中以民主价值观结成的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亚地区的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体制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以平衡中国的崛起。

因此，世界将会经历长时间的博弈，在此过程中，会发生自近代以来全球秩序第二次最大规模的调整，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在这个层次上比拼的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涵括了上述因素在内的国家发展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所以被提出来，其直接意图就是针对美国模式。就像现在提出“中国梦”，其实也是抗衡“美国梦”一样。模式之争的实质，是话语权乃至主导权之争，是着眼于新的全球秩序的。在这两种世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会发生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适应这样一种局面，避免在与全球性大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从地缘层次看，中国周边正处在激烈动荡期中，新的战略平衡正在形成之中。那些希望在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国家，会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争取在此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主导东亚秩序，或者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至少，它们中的多数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心存忌惮。无论是从传统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发生的扩张和掠夺行为，还是从现实世界中国与周边错综复杂的领土争端看，他们似乎都有理由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友好合作的一面，又有彼此猜忌、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一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后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近些年来中国周边冲突显著增强即可看出。除了因应这种趋势，中国外交“别无选择”。

从双边层次看，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恩怨纠葛，既有历史宿仇，又有现实纷扰，对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中日、中印、中越都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到目前为止，尚无化解彼此矛盾的有效方法，因此，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在发生不可逆抓的严重冲突前，通过运用外交政策，维护中国与这些邻国间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重要诉求。

三、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性质、核心内容和基本走向

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和调整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趋势；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突进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换句话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如影随形的是中国外部环境的持续复杂化，并进而导致中外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乃至爆发为冲突直至战争，如果不改变自身，更加努力地适应世界的话。不过话说回来，并非是中国希望与世界发生冲突，恰恰相反，中国确实是真诚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真诚地想要与别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意愿由于外界的威胁而使中国内部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目的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因为外部冲突损耗中国的资源或者进而影响内政稳定之可能性。“韬光养晦”战略表现在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很多过来人应该都依稀记得中国对待外部冲突的方式方法。其中，中国主张与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这一战略在具体案例中的呈现。但这既为后来的冲突频发埋下了引线，也对相关区域领土争议的复杂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为解决领土争端增添了难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和平诉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相比较从前，中国除了期冀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之外，更要消除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的忧虑。因此，从主观上来说，中国的和平愿望更为强烈。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种社会资源也成为中国的执政者们争取的对象。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资源。在中国，由于由来已久的教化，民族主义拥有庞大的根基和人群。对外适度强硬，对于争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增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逐渐体现出两面性。一面是中国具有继承和维护“韬光养晦”战略的高度自觉性，一面是执政者们试图在对外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而增强，虽然它也会极力管控民族主义，使它不过于偏离方向，危及自身执政。伴随着执政党谋求长期执政的努力，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将长期地转变，并从起始阶段的战术层面最终上升到战略层面。

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是以捍卫“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坚持和维护中国现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其上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在宏观上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其作出调整，增强对外交往的适应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基础、与传统友好国家（区域）和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合作为主体、与民主价值体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多元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对抗方式，积极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主导权，倡导建立民主化的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政治的多极化；一方面对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和领土欲求作出积极回应，适度展示中国的强硬，不放弃诉诸武力或者威胁诉诸武力作为终极解决冲突的方式，以实现国家体制利益、发展利益和外交利益的最高统一。

中国外交转变所仰赖者，一是自身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二是拥有重大利益基础的战略合作伙伴国群体。这是最大优势。后者换句话说，中国的国际朋友都是以利换利的关系。比如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前提是两国都不满现存美国单一主导的国际体系，比如中巴战略合作是由于双方在地缘政治领域具有共同利益，比如中国与非洲的战略合作也是基于中国对非洲战略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也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交往，比如与朝鲜、越南的战略合作关系，但前者越来越孤立，后者在价值观上与中国渐离渐远，且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因此，对中国外交的实用价值并不大。

这也就得出中国外交转变的最大劣势也是最大变数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关系随时会因为利益诉求的单方面丧失而解体，远不如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际关系来得稳固和坚实。与中国的不利处境相应的是，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主导的民主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大，逐渐占据了世界的主流位置。中外价值观领域的冲突一旦与领土争端的合流，将成为对抗中国的强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未来怎么走。

（作者系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主要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外交战略和全球政治，并进行相关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