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帐篷对峙”事件以相互撤出己方在争议地区的军队而戏剧性地结束。印度外长库尔希德9日也如期访华，为两国总理的新会晤铺路。

对于此事件，比较靠谱的原因可能是，两国边防部队基于对各自领土范围的不同理解，越过了“争议”地区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冲突的发生。谁先谁后，其实已经不重要。问题在于，既然是一项“争议”，那么肯定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在此时冲破了双方达成的默契？

从中印4月30日在拉达克地区就 “帐篷对峙”问题召开的第三次国旗会谈，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方面的目标很单纯，仅是要求中国边防部队退出中印争议地区，恢复“帐篷对峙”事件前的“原状”，而中国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停止在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停止新能源开发。由此可以认为，两国总理会晤前夕需要某种氛围，也要在某些方面将问题挑开，以便于会谈时达成成果。

而且，跟往常不一样的是，中国外交部门并未在冲突发生后“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也没有召见对方大使。

与中方的镇定相比，印度方面可谓大动干戈。印度军方委派高级官员前往争议地区调查，印度政府和军队直接介入冲突事件，尽全力通过两国现有的各层级管道寻求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1962年双方冲突中显得十分固执的印度政府此次颇为顾全大局，为两国的政治会谈让步，及时签署协议，维护了边境的稳定和安宁。

中印新冲突虽然迷雾重重，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并非双方边防部队一时冲动而为，而是一项政治决定，因此也以政治方式结束。分析说明，中国已经改变了在国际交往中一贯地“搁置争议”、“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激化了周边冲突，在别国看来也更有“挑衅性”。

与印度的纷争只是中国目前周边冲突的一部分，近段时间可以说是“遍地烽烟”。特别是在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中，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发生了角色逆转，使得原来的冲突挑起方成为“受害者”，而中国变成了“麻烦制造者”。它们转过来向中国抗议。多种迹象说明，在“帐篷对峙”事件中，中国也成为被指责的一方。

从中国边境争议地区在短时间内突然“遍地开花”，狼烟滚滚看，恐非偶然。外交方面发生的事端，往往是国内事务的某种折射。在人民赋权的执政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都不足、社会不公平不平等日益加剧、受到民众质疑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由于不能突破理论和政体的瓶颈式障碍，因此很难再现往日高速发展的情形，由此将会导致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危机。

为了实现长久统治，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梦”，试图让那些活得不如意的人，忘记现世的苦难，希冀来生或者未来活得更好，在梦境中“实现”和“满足”自己的目标。

它们还千方百计从两个方面扩展执政资源，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执政力。

一是以“两个不否定”，调和左右之争，并收编因薄熙来事件惴惴不安的左派。在薄熙来事件后，震撼高层的不仅是此事件持续的影响，而且是支撑它的左派在中国强大的根基和广泛的信众。中国社科院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左派仅次于中间派，比例高达38.1%，远超右派达30个百分点。新一代视之为可资凭借的新执政资源。

二是将民族主义纳入主流话语体系。主张对外强势的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暴民化倾向的左派往往合流，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实际情况显示，执政者正在取悦这两种人，小心翼翼地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羽翼下，而对右派不动声色地予以打压，使得往左转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趋势之一。

外交的最高追求是国家利益。那么，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符合或者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吗？

在这一政策驱动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摩擦显著增多，冲突显著增强，由此也会激发起与中国冲突的国家联合应对中国，印度和日本迅速走近就是表明了这一点，东盟国家在对待区域冲突上更为团结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和左化倾向，也会陷中国于孤立。

一个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国家，长此以往国家利益必受损害。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