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相继在2009年推出了量化宽松(QuantitativeEasing)政策。最初的意图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向发达经济体中注入货币意义上的“火箭助推器”，以使其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上，其实施期限以月计算，而不是以年计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全球经济的种种失衡而言，量化宽松这副药是不对症的。2008年之后，美、欧、日发达世界均经历崩盘之后的反弹，但却似乎陷入了增长率极低甚至零增长的模式。现在，2013年初，金融危机爆发的四年多之后，人们又开始讨论一个新话题——实施一种新的、强度更大的量化宽松，可称为“从直升飞机上撒钱”，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注资，将货币直接注入经济体中。这种“从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并不以税收为基础，而是直截了当地印钞，这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将表现为政府的负债。就像吸毒上瘾者需要剂量越来越大的海洛因来维持一定的欣快感觉一样，现在看来，量化宽松似乎也必须要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足以阻止西方经济体重新陷入衰退。量化宽松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了吗?

量化宽松的鼓吹者从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支持，如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Keynes)、欧文·费雪(IrvingFish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们都赞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帮助经济摆脱危机的想法。凯恩斯甚至提到，可以把塞满纸币的瓶子埋在土里，从而让人们忙碌地寻找、挖出并花掉它们。但量化宽松的支持者们忽视了另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例如奥地利人熊彼特(Schumpeter)。熊彼特相信经济繁荣之后的“创造性毁灭”的重要性，相信这能为新的经济增长清理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借债金额的持续上升，造成难以支撑的债务负担，最终在2008年把政府压垮。但至今为止，西方国家仍未能吸取历史上很多过度借债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与东亚。西方国家也未能认识到，要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就必须承认坏账的存在并将其冲销，还必须重组金融机构，通过公共投资来削减成本和提升增长率。1998-1999年，韩国、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因为独立性不足，或不够坚定，从而未能抵制以IMF为首的西方机构强加给它们的痛苦的经济重整方案。

不过事实却是，IMF等机构在1998年所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的结果是，除了日本之外，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早已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财政实力雄厚，发展迅速。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不顾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原先的方式，是因为它们仍然控制着全球经济体系及其主要机构。由一位前法国官员(拉加德)领导、最终由美国主宰的IMF，无法迫使西方国家接受那些痛苦但必需的改革措施，那些措施会导致银行高管失业，导致西方生活水平下降。西方并没有服用本来可以治疗危机的正确的药物。许多触发本次危机的西方银行仍然没有得到重组，仍有很多坏账被遗留，尤其是在欧洲，而那些在2008年“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假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任何东亚国家提议把印钞作为一种经济复苏策略，肯定会遭到西方的嘲笑。但在今天，在已实施印钞策略四年之后，西方为何仍能继续忽视它过去给东亚开的药方，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钞)之上呢?

近年来，银行高管们已开始质疑，依靠印钞来应对西方经济的停滞是否合宜。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主管威廉·怀特(WilliamWhite)2012年8月在一篇论文中他讨论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并提醒人们注意发行天量纸币所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测、甚至可能有害的后果。怀特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前很早就预警债务危险的为数不多的银行高管之一。也就在上周，即将离任、受人尊敬的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爵士向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发出公开警告：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必须找到别的方式来实现英国经济复苏。1975年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son)写的一本题为《当货币死亡》(WhenMoneyDies)的书，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因为承担了一战遗留的巨大债务，德国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是如何导致经济崩溃的。这提醒我们注意发达国家不断实行量化宽松的风险。

IMF预计，到201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为1.5%，其债务总量将占GDP的112%，而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枢美国的净政府借债(债务减去政府拥有的金融资产之后)将达到GDP的7.3%。因为德国和法国在2012年第四季度都出现了负增长，IMF之前估计的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1.5%的增长率，一个看起来并不怎么高的目标，也可能逐渐变得难以达到。与此同时，从去年到现在，美国国会仍在为如何削减赤字而争执不休，这说明一个基本事实：西方发达国家最有可能采取的摆脱当前巨额债务的方式，就是通过通货膨胀。IMF估计，发达国家到2013年底的通胀率将是1.7%，这也许看起来还算正常，但这是对消费物价增速的衡量，而不是对资产价格的衡量。从2012年底以来，新印刷的钞票通过“安全的”政府债券而源源流出，被用于购买资产，这已将股价推升了10%以上——对量化宽松的支持者来说这也许是可喜的成果，但对威廉·怀特等将量化宽松视为潜在的致命武器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

时至今日，西方各大国仍不能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它们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富有，因而也没有那么大的政策空间。它们因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而推出的经济举措，正在让另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只能猜测另一场金融崩溃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例如，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会不会继续争执不下，迫使美国开始对其国际债务违约，导致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元崩溃，金价暴涨?又如，法国总统奥朗德至今不认可法国审计委员会上周发出的警告，即法国政府预算赤字将在2013年突破之前所承诺的3%的上限，这会不会导致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迅速崩溃，从而让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2012年主导实施的魔术般的金融补救措施的成果付诸东流?

IMF估计今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将是5.6%，而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33%，看起来拥有足够的实力，不仅可以抵挡另一场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有希望后来居上，成为西方世界的拯救者。如果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首的发展中世界对发达世界进行金融援助，它们将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也许，它们开出的条件，将类似于1997-1998年西方支持的IMF在援助金融危机中的亚洲诸国时开出的条件：削减开支、大规模的债务减记、汇率贬值到恢复竞争力的水平、金融机构重组、彻底改变银行和政府的旧的治理方式。

在西方国家负债累累的预算中，社会福利开支是主要部分，而西方现在不得不大幅削减福利开支，这可能导致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其规模将比近年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发生的抗议政府开支削减的示威大得多。如果发生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这必定将带来相当严重的社会混乱。目前英、法、意三国的失业率分别是8%、10%和11%，假如政府提供的福利资金难以为继，这样的社会混乱就将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失败。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而且很有可能卷土重来，比上一次更加猛烈、有害。那将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世界，西方负债累累的富国也许会像在2008-2009年一样，突然被迫发现自己要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我在2010年写的一本书的中文版标题《中国准备好了吗?》，到时可能又具有新的意义。

(文章转载自 FT中文网，题目为国际网编者注，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