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从2010年初开始，迄今已进行了15轮，两次错过谈判结束日期，今年进入第四个谈判年头。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在金边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宣布今年10月要完成谈判。但是现在依然看不到谈判结束的曙光。何以TPP谈判久拖不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TPP就市场准入采用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混合方式将长期困扰谈判进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国内市场，美国反对“对现有协议重开谈判”，主张保留现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大多数国家则主张通过多边谈判形成统一降税安排，用TPP取代所有现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形成一个真正的“２１世纪”自由贸易区。美国强推混合方式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敏感产品方面的既得利益，这将使TPP谈判复杂化，成员国之间的市场准入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仍然将存在许多“例外”。以澳大利亚为例，由于澳美自由贸易协议不包括糖，澳大利亚不可能通过TPP谈判打开美国糖市场。此外，越南与美国将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但是由于美国坚持“纺纱前沿”的原产地原则，越南不太可能从美国进口纺纱等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到美国。越南纺织品无法利用与美谈判，获得优惠关税和配额进入美国市场。
    二是“高标准”掩饰下的美国利益。美国以“高标准”为幌子，依靠技术和市场化优势，力图通过TPP谈判谋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美国的要价在版权保护、专利保护、转知识产权成本保护、互联网域名、地理指标等方面已远远超出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特别是药品专利保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均对药品实施价格控制，美国药品专利保护方案将大幅推高普通药品的价格，并危及这些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转。其他参与谈判的国家也对美国专利保护方案提出异议，认为过度专利保护不但会阻碍科技创新，还将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出口国，强化专利保护将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美国。又如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美国拒绝采用WTO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主张外资企业遭遇争端时，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由于该机制赋予企业起诉国家的权利，在谈判方当中引起极大争论。澳大利亚明确指出，不会接受美国投资者在超国家机构下对澳大利亚提出仲裁或司法程序的权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有利于强化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是以“一刀切”办法处理不同国家的不同诉求。在11个TPP成员国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他们对同一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立场。以竞争政策为例，美国对国有企业提出全新的要求，如取消对国有企业补贴，取消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给予特惠融资措施，取消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的倾斜，对大多数发展来说，这些要求远远超出它们当前所能承受的范围。又如电子商务，美方主张不能对电子产品征收关税及其他费用；给予电子产品及其作者、开发者、生产者和表演者非歧视性待遇；确保消费者参与电子商务过程中免受商业欺诈；取消跨境电子信息障碍等等，如果美国这些主张成为TPP条款，将给发展中成员国带来严峻挑战。再比如，在金融投资自由化方面，美国提出的关于取消对资本流动限制的主张，也难为经受过东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中成员国所接受。
    四是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在谈判伊始就提醒各国，美国国会将不接受一个没有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措施的TPP。以劳工为例，如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劳工的五大标准：允许劳工自由集会结社以及集体谈判；取消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不得以减损或降低劳工权利影响贸易和投资。又如成立强制性劳工和环保争端解决机制等等。显然，美国提高劳工和环境要价，目的是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是一揽子谈判方式增加谈判的难度。根据TPP谈判所采取一揽子方式，只要一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就有可能“绑架”整个谈判进程。尽管不时有消息称，某某章节已经谈妥“关闭”，但是按照该原则，不到所有章节达成一致，任何一个章节都有被重新打开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参与谈判成员的扩大，达成一致难度也将进一步增大。
TPP号称是“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现在看来，TPP在农产品、纺织品等所谓的“20世纪”传统贸易问题上，存在许多“例外”，既不全面，标准也不高。而在政府采购、金融服务、电信、知识产权、投资、国有企业、竞争政策、服务链、环保以及劳工等所谓“21世纪”“边境内”问题上却是非常激进，所谓TPP标准就是美国标准，背离了大部分国家的实际。造成这种二元结构的原因是美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零和博弈的政策是导致TPP谈判久拖不决的症结之所在。
    未来9个月将是TPP谈判的关键时期。如果美国不能展现灵活性，促使达成令所有成员国以及美国国会和商界都能接受的妥协，在10月底前结束谈判，那么TPP谈判将有可能陷入长期僵持状态，演变成第二个多哈发展回合谈判。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前驻克罗地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