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钓鱼岛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事件具体进程不再重复了。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中日两国为何为了一个区区6平方公里的无人小岛，掀起如此大的风浪？一些素来稳健的观察家都预测两国可能开战，最少也要打一场经济战争。钓鱼岛之争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有人说，领土问题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是必然的。有人说，这里渔业资源丰富，海底还可能蕴藏石油，决不能退让。有人说，这里是通向西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属兵家必争之地。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仍然有扣子需要解开。

 

为何这样说？请看中印之间东部的领土争端，即我国藏南地区，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的1.5万倍，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从印度洋吹来的暖风到达这里，被喜马拉雅山挡住，风调雨顺，十分富庶，人称小江南，资源比钓鱼岛多得多。这个地区被印度实际控制，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解放军曾攻入藏南地区，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命令退给印度。但我国一直坚持藏南地区的主权，驳斥印度关于藏南地区归属印度的说法。既然“领土问题寸土必争”，这样大的一块宝地，当然要针锋相对。可是2012年9月初，国防部长梁光烈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印度，《新京报》却报道说“领土问题不是会谈重点”。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决定加强军事交流。

 

再看越南。越南侵占了我国南海大大小小28个岛屿，在这些岛屿周围大量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石油出口国，甚至向中国出口石油。越南还一再抗议我国对南海宣示主权的行动，抗议我国设立三沙市，劫持和殴打我国渔民。2012年9月7日，胡锦涛出席俄罗斯举行的APEC会议时会见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胡锦涛对张晋创说，由于南海争端，中越两国关系遇到困难，但要保持克制。要坚持政治解决南海争议，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坚持双边谈判和协商。中国党和政府十分珍视中越友谊。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指引下，本着“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精神，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越睦邻友好合作。中方愿意同越方一道，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还有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占据了中国在南海的9个岛屿，而且是资源最丰富的9个岛。中国要不要拿回来？答案是肯定的。但是，2012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东盟10 + 3会议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时，并不提领土争端。温家宝对纳吉布说，近年来中马关系不断发展，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前列。双方从战略高度出发，更加重视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金融和大项目方面的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成果突出。温家宝建议两国进一步密切合作，制订5年合作规划，确保中马互设的产业园区获得成功。还要大力促进旅游、教育、金融、医疗、电信等方面的合作，把中马友谊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中国与韩国也有岛礁归属的争议。这个岛礁名为苏岩礁（韩国称为离于岛），位于中国东海，属于中国领土，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2003年，韩国在苏岩礁上建立了海洋科学研究平台，并派警备艇常驻巡逻。两国围绕这个岛礁的争执并没有给中韩关系造成太大问题。

 

可见，钓鱼岛斗得这么激烈，固然包含了领土、岛屿或者海洋权益争端的因素，可是又不仅仅如此。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法国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Claude Meyer）2010年出了一本书《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这本书的题目就道出了其中奥秘。迈耶精通日文，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经济学，又曾任东京三菱银行巴黎分行副行长。迈耶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有深入的观察。迈耶对日本和中国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目前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这本书也译成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在北京出版。

 

迈耶在该书的“导论”中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的高楼是日本建筑公司森大厦株式会社的杰作。乐观的观察家从中看到，未来主导亚洲事务的两个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将展开密切合作。然而，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尽管两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但是两国的政治关系自2000年以来一度严重恶化。民族主义抬头以及昔日痛苦记忆不过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其中的深层原因需要从其他角度寻找。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是两个强扭在一起的合作伙伴，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与不信任的情绪，而且还有相同的野心，即成为亚洲的领袖——全球经济重心如今正迅速向这个地区偏移。”

 

迈耶在这本书的“结论”中说：“在亚洲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两国都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的迹象。对中国来说，这是‘和平崛起’；对日本来说，这是为了实现‘正常化’。在中国，爱国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政府也可以用它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日本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的迹象，希望加强自身的国际地位。防务手段‘正常化’在当今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断对日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问题提出指责，显然只会导致日本人的厌烦……面对因成功而产生的自豪感以及仇日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人也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少数派的民族主义者想通过一切手段遏制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大的影响。除历史因素之外，两国的分裂还源自两国抱负上的对立。昔日的冲突历史以及民族认同感上的对立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国为争夺亚洲领导权而出现的对抗……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成了地区强国，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迈耶讲到了点子上。从深层次上说，钓鱼岛争端背后，是中日两国争夺亚洲主导权的博弈，这是钓鱼岛争端的实质。

 

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眼中，尽管中国与韩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存在领土争端，有些争端涉及的领土面积还相当大，但这些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说都比较弱小，不是中国的对手，谈不上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因此，这些争端在当下“不是重点”。

 

日本则不然。日本在亚洲最早成为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世界老二地位。日本的科研能力、工业基础、制造业技术雄踞世界前茅，在很长时期内是亚洲的“领头雁”，并且在全球和亚洲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何况，中日之间还有历史问题的纠葛。迈耶说，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听命于中国。一些日本人也说，日本人适应“中强日弱”的格局，至少需要10年心理调适期。因此，在钓鱼岛之争中，日本也表现强硬。“未来20年间，中日两国将是亚洲的共同领袖。这种一山二虎的格局必然是不稳定的，可能时常出现纷争……这种共同领导地位本质上是带有冲突性的。”（《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141页）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日两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增大了冲突烈度。

 

2012年两国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挑起的。这一点，很多日本人也承认。如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在日本《世界》月刊2012年11月号发表的文章《日本在尖阁问题上的误解》，就持这种观点。文章说：“最近事件的发端是石原慎太郎的行动。2012年4月16日，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在美国的演讲中宣布，将协商用东京都预算购买尖阁诸岛。其后，他呼吁国民为购岛募捐，获得强烈反响。”

 

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首的日本1300名知识分子9月2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终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日本市民的主张》也说：“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友好转变成纷争的原因，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宣布国有化的方针。中国方面认为，这一举动违反了双方‘搁置争议’的默认。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国内对于石原慎太郎的行为批判力度不够。另外，野田政府在7月7日发布国有化方针，也触碰了中国人敏感的日子（七七事变）。”

 

日本首富、服装零售业巨头、优衣库社长柳井正在日本《周刊朝日》11月23日一期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钓鱼岛争端错在日本一方。”

 

石原慎太郎等右翼人士的行为，即是迈耶所说的“日本少数派的民族主义者想通过一切手段遏制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大的影响”。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中日两国首次出现强强型关系，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正史中最早有文字记载两国往来的是《汉书·地理志》，时为公元57年，至今两千年（实际上两国往来比这要早，如传说徐福东渡等等）。这两千年，从汉代到清朝，一直是中强日弱，元朝还两次东征日本。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100多年，形势扭转过来，一直是日强中弱。两个国家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双强并峙的局面。日本最近几代人一直习惯了日强中弱，看不起中国人。即使二战战败，也认为是输给了美国人，而不是输给中国人。近来中国经济力量超越日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日本是一个极为强烈的刺激。走进日本书店，谈论“中国威压”的书籍俯拾皆是。在日本右翼人士的讨论中，“中国骑在日本头上指手画脚”的言论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