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日本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右翼人士，对中国迅速崛起十分紧张，甚至感到恐惧。石原慎太郎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挑战中国，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可以说，这是日本右翼人士对中国力量超越日本之后的一种“恐惧性反弹”，或者说是“压力下的反弹”。曾参与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一位中国官员说：“为什么国外的压力这么大？他们不习惯嘛！”这句话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在石原慎太郎挑战之前，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他说：“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这一方面反映出迈耶所说的一部分日本人“厌烦”对历史问题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强大起来的“恐惧性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势力这种“恐惧性反弹”在日本有一定的土壤，这就是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恶感。2012年8、9月份中国85个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中，少数游行者打砸抢烧，造成中国人和日本公司财产损失，影响恶劣。中国媒介也揭露和抨击了这些暴行，一些暴力犯罪者遭到逮捕。中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十分痛心，通过互联网博客和微博中对打砸抢烧行为给予谴责，要求惩办罪犯。日本电视反复播放游行中打砸抢烧的画面，给日本民众造成很大压力和困扰。日本内阁府2012年11月24日公布的《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高达80.6%，比2011年上次调查增加了9.2个百分点。右翼势力正是利用了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煽动民族主义。

 

当前，日本政坛的变数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下旬，自民党在众议院竞选中获胜，安倍再次出任首相。中日两国有不少人说，安倍在竞选中的右倾言论是做秀，是争取选票，上台之后会采取措施打破僵局。2006年他第一次担任首相首次出访就到中国开展“破冰之旅”，缓解了小泉时期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这次还会这样做。我们希望如此，但还需要观察。

 

目前，安倍的主要精力是采取措施提振国内经济。另外，他在紧张地等待2013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如果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继续获胜，才有利于他在较长时期内执政，而不至于短期下台。对于安倍来说，只有在政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有信心采取外交突破行动。这也是他在目前为何一面向中国示好，另一面又坚持强硬立场的原因。他在拼命拉选票，力争自民党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

 

话说回来，在购岛行为遭到中国强烈抗议并引发剧烈冲突的情况下，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副首相冈田克也出面解释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是为了不让钓鱼岛落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手里。如果钓鱼岛落到石原慎太郎手里，可能今天派人上去修灯塔，明天派人上去建避风的房子等等，不断搞新花样，那会造成大问题。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是为了维持钓鱼岛现状，保持稳定。这样的解释，虽然有助于缓解两国中央政府的紧张对立，但中国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怎能容忍他人买来买去？

 

日本民主党政府虽然提出这样的解释，但却不承认钓鱼岛是存在争议的领土。这一点，也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在日本《世界》杂志2012年11月号发表的文章《日本在尖阁问题上的误解》说：“自1885年以后，日本通过冲绳县当局多次进行现场调查，不仅确认尖阁诸岛是无人岛，也慎重确认这里没有清国统治的遗迹，最终于1895年1月14日由内阁决定在当地建设界标，正式将其列入日本领土……中国怎么看这个问题？1996年第34期《北京周报》曾经说，中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的并将其编入版图。自6世纪开始，中国历史文献就已经有关于钓鱼岛的记录。1556年，明朝胡宗宪请人编篡的《筹海图编》将这些岛屿列入中国福建省的海防区域。这样看来，中国认为自古就已经拥有尖阁诸岛，因此也就认为这里属于日本从清国窃取的地区之列……在此情况下，将尖阁诸岛定位于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领土问题，在国际上是不合适的……1972年在周恩来与田中角荣首相之间，以及1978年在邓小平副总理和园田直外相之间，都曾有过关于搁置争议的共识。今天，日本政府的立场是，‘搁置是中方单方面的阐述，日方并不了解。’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就钓鱼岛争端来说，如果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先回到搁置争议的共识上来，在此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途径。2012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就钓鱼岛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他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各有主张，双方的立场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争议。双方接触也好，磋商也好，应承认这一基本事实。2012年12月15日，《参考消息》发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的一个建议，他提出中日两国共管钓鱼岛，两国的巡航错开时间，交替进行。

 

令日本右翼始料不及的是，石原慎太郎挑起钓鱼岛争端之后，倒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高调宣示钓鱼岛主权的时机。从此，中国海监船和海监飞机加大了巡航的力度和次数，日本的处境，倒比以前更加被动了。

 

中日这样对立下去，未来会怎么样？克劳德·迈耶在《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这本书中给出两种答案。

 

一是日本听命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迈耶说：“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按照一种新型的朝贡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实行统治，而这种听命于中国的秩序，日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接受过……中日两国的抱负出现对抗将不可避免。这很可能会导致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二是两国根据互补的优势开展合作，形成合作与伙伴关系，成为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基石。

 

迈耶说，不幸的是，两个国家未能驱除痛苦记忆，两国命运始终被吸引与仇恨的辩证关系所困扰。然而，迈耶提到，建设亚洲共同体的设想已经出现。东亚、东南亚各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防治疾病、灾难救助、保护环境、区域安全等问题上出现了共同需求，这是亚洲的大趋势。这与当初印度泰戈尔设想的“泛亚主义”、中国孙中山、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大趋势下，中日两国有可能顺应大势选择合作。

 

就日本情况来看，告别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已经不再把霸权作为自己未来的模式，会尽力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撞。日本可能把自己的经济实力、金融财富、先进科技、强大的制造业和常规防御能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独特地位。一言以蔽之，日本想把自己打造成为亚洲的瑞士——一个繁荣与和平的国度。未来，中、日、印三国有可能互相妥协，求同存异，与东盟10国合作，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缓缓推进亚洲一体化。

 

在中共十八大结束，钓鱼岛争端渐渐冷静下来之际，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宣布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决定在2013年初举行三国自贸区第一轮谈判。这个消息让人感到欣慰。中日韩三国人口15亿人，占世界人口22%；三国GDP总计1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0%。三国如果成立自由贸易区，优势互补，将会成为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美国、欧洲都会受到冲击。人们还记得，2011年12月底，中日两国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两国货币直接交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日本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发达国家，对人民币走向国际具有重大意义。这导致了美元在中日贸易中遭到冷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是沿着货币互换协议的方向又迈进一大步。经济互动再次成为中日两国关系的缓冲器。

 

与此同时，新华社2012年11月25日报道说，日系汽车在中国度过了钓鱼岛争端的艰难时刻，销量开始上升。一部分日本企业如丰田、日产、本田公司，都表态说重视中国市场，要继续投资。本田公司还表示要在中国建立研发设计中心。有关“日资将撤出中国”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了。2013年初，习近平接受了日本特使递交的安倍晋三的亲笔信，两国人士松了一口气。

 

这表明，双方都开始采取克制态度控制冲突，不但要避免武力对撞，而且也要降低经济战热度，使经贸往来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这是理性的抉择。从中日两国最大利益出发，自然应该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的经济力量，正朝着两个日本甚至五个日本的方向迈进。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如无意外，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后会相当于十个日本。资深日本问题学者冯昭奎说，当中国经济力量大大强于日本的时候，中日关系会逐渐稳定下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如果运用好战略统筹并采取高明的政策，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完全悲观。在困难的时候，想起胡耀邦的一句话：放眼长远，达人大观。以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要政策对路，有很大可能会把日本拉近到中国身边来。

 

这就要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坚持对日新思维。新思维强调，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中日两国应该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超越历史恩怨，实现和解。这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对日外交政策创新。中共中央最近也强调，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话虽然主要是对美国说的，但毫无疑问日本也是世界大国。在我看来，就中日关系而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坚持对日新思维，有利于做好日本民众的工作。对日新思维将会长期发挥作用，也许会管100年吧。就最新情况来看，朝鲜第三次核爆，对东亚和平造成巨大威胁和挑战，客观上推动了中日两国就东亚安全问题的沟通协商。我相信，最终，中日两国将会克服困难，实现邓小平和胡耀邦关于中日和解的愿望，致力于建设亚洲共同体。也就是说，迈耶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第二种设想，即“合作”趋势，将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