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持续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的原因是:一方面，制约经济发展的老问题、旧风险并未解决。一是发达国家高债务、高赤字、高失业、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没有实质改变。据IMF预测，美、欧、日2013年的GDP增速分别为2.3%、-0.4%和2%，均低于各自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是WB和联合国的预测，数值将更低。美国2012年12月的失业率为7.8%，考虑上劳动参与率，美国的就业情况更为严峻；欧元区2012年11月的失业率为11.8%，连续19个月上升；与欧美相比，日本的失业率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当相比以往，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美、欧、日的债务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约为103%和8.7%、90%和3.3%、230%和10%，远超过60%和3%的国际安全标准。

 

二是新兴经济体增速减缓。据IMF数据，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2012年GDP增速比2011年分别下降1.7个、0.7个、3.4个、1.4个和1.2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13年的GDP增速，虽高于2012年，但仍低于2011年。

 

三是经济失衡没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失衡；一国内部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失衡。如根据社科院《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看，美欧的“再工业化”并未使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如期发生。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采取提高关税、市场准入、限制出口等方式，加大与中国的贸易竞争。美国加强出口、降低消费，中国扩大内需、平衡国际收支等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也远未实现。

 

四是科技短期内难以实现革命性突破。无论是页岩气、页岩油、3D打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还是建立在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短期内都难以创造新的增长点，或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大幅的推动。

 

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操作空间收窄。从隔夜拆借利率看，美联储通过连续10次降息，利率已低至0.25%，欧元区、英国、日本也已分别降至0.75%、0.5%和0.1%。如果考虑上通胀，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已降至0甚至是负利率，利率已跳出政策筐。从已被广泛使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看,美国4轮量宽投放了3万亿美元，且每月仍将投放850亿美元；日本11轮量宽注入了101万亿日元，且从2014年起每月还将注入13万亿日元；欧元区和英国也分别“贡献”了1万亿欧元和3750亿英镑。这种非常规的常规操作的空间已不大。从财政政策看，无论是紧缩还是扩张的空间也已变窄。如美国增支或欧元区削支已非易事。

 

理想方案
 

虽然历经五年的调整，复苏依旧是缓慢、乏力和存在再次下行风险的，但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说，世界经济避免了崩溃危机。如果说2008-2012年的任务和作用是稳定局势、重塑信心、走出衰退，确保了世界经济企稳并走向复苏。那么进入危机后的第六年，应考虑的则是巩固信心、加快复苏、理顺结构，让世界经济重回良性发展轨道。但面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解决方案为何那？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林毅夫在其《从西潮到东风》中给出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在林毅夫看来，传统的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G20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但如果不展开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且更加严重。但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本已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IMF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因看到经济出现好转，于是要求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已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结果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不降反而激增、民间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新阴影。财政紧缩规模每达到GDP的1%，未来两年的私人实际消费和实际GDP就会分别减少0.75%和0.62%。

 

另一方面，过去的危机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拉动走出危机。此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解决。且对于深陷流动性陷阱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扩张的货币政策不行，传统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只要依靠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就可安度危机。但世界经济在此次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生产力本已过剩，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更加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机会，民间投资意愿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发达国家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缩恶性循环。受世界经济一体化作用，发展中国家势必也将受牵连。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善，短期内可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集经济的出现。1991-1995年和2001-200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发展中国家约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每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出口的增长进而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恰当实施，有望在增加发达国家出口、改善就业，使其避免陷入低增长、高风险、高债务的“新常态”，并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实现出口对象多样化，减轻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依赖，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问题是，在发达国家中寻求突破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相对稀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警示是，日本政府采取的包括兴建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刺激计划，并未带来合适的经济回报，投资乘数很低，增长依旧低迷，因为许多类型的基础设施已近饱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丰富，但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预计为每年4000-6500亿美元。因此，应把各国政府、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林毅夫建议，为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理想的方案是实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协同、反周期、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除“超越凯恩斯主义”外，还有很多方面的措施可以或应该采取，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实行“纸黄金”；加紧WTO的谈判；实现欧元区财政与货币的一体化，等等。

 

多重阻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们常说，日本政府面对“失去的二十年”，不是看不到问题所在，而是面对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障碍而苦无手段。

 

国际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被迫走入了一种无序、各自为政的境地。汇率制度是固定和浮动的混合体；各国滥发货币和金融肆意创新并未得到有效的国际监管和协调；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仍未就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陷入“试探性重启”状态；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气候谈判争执不下，矛盾留给了未来；《经济学家》2010年第50期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世界经济三极分化前路艰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是各自内部的摩擦加剧。

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协调也不容乐观。TPP、RCEP、东盟“10+X”之间在亚太的竞争；中日韩自贸区因政治原因难以推进；欧元区内部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与以法国为首的扩张派之争；英国不愿脱离欧元区但又不愿被束缚，进而以公投相威胁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

 

国家层面也被经济政治化、政治选票化所困扰。美国“财政悬崖”显露出的民主、共和两党关于增税和削支的闹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希腊为反紧缩而进行的示威游行，“8·6英国伦敦骚乱”；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调整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富差距等束缚，如伴随产业升级可能带来的失业潮，工资调整始终未能推动，等等，也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无论是靠增税、削支或通胀等手段，把负担压在百姓身上，还是通过货币贬值、贸易壁垒等政策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表明，合作是面临重重阻碍的。但世界经济的前景也不至太悲观，危机后的痛楚以及考虑到下一轮危机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最起码的合作还是有的，虽然远远不够。

 

可能前景
 

最坏的可能是欧债危机恶化导致欧元区解体。美国跌落“财政悬崖”、中国经济硬着陆、随着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等中的一个或多个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崩溃而陷入长期衰退。最好的可能是世界经济“超越凯恩斯主义”，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同时获得长期发展的增长点，进入良性循环。第三种可能是世界经济既未陷入衰退，也未迈入良性循环，而是在旧问题没有实质改善、政策操作空间又变窄的情形下艰难复苏。从以上的分析和目前的形势看，第三种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世界经济仍将在无序和分裂中艰难前行。但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在国际层面、区域层面或是一国内部，合作每增一分，世界经济就健康一份、有力一分、乐观一分。

 

（作者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事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