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精英蜕变“陷阱”_言论

俄罗斯政治精英蜕变“陷阱”

张树华

发表时间：2013-02-19 11:06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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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

    经过了几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叶利钦周围75%的亲信来自原党政经权贵，在政府中比例也高达74%。实际就连叶利钦总统自己也有着长达30年的苏共党的工作经验。叶利钦于1976-1985年曾担任苏共州委第一书记，198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精英变动情况作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前述相同的结论。1993-1994年间，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社会学家组成的课题小组对俄罗斯以及波兰、匈亚利等5个东欧国家的精英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对40000多人的采访和2000多名精英人员的访谈后得出结论，即与东欧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老权贵更成功地维续了他们原有的权力或影响。

    精英蜕变，弊端丛生

    近几年，俄罗斯每每出现30岁左右的“后生”担任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要职。虽然“少壮派”在政坛上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与苏共时期不同的是，此时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与过去相比，当今俄罗斯政坛的开放性、流动性都有了增强。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可以登上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大门。但是，精英阶层外表的光鲜依旧遮不住内部生态的恶化与蜕变。

    首先，权力万能，腐败成风。在俄罗斯，为何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当官，原因就在于权力万能。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让官员能够及时将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并使之合法化。权力万能、权力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掌握权力成为社会成功的重要标志。叶利钦总统恢复沙皇时期的官衔制度，级别分明，并几次提高薪俸。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官员们不时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罗斯官场，贪污受贿盛行，为此俄罗斯连续两年被西方商界评为“世界官场最黑暗10国之首”。俄罗斯报刊透露，组织一次与副总理的“会见”，好处费可达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记者采访、拍照均“酌情收费”。描述私有化内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却各自收取稿酬达45万美元。俄罗斯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权力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叶利钦先后换了4任总检察长，而其中有的总检察长也是由于贪污或其他丑闻下台。

    其次，机构臃肿，效能低下。俄罗斯新政权机构臃肿，越减越膨胀，官员队伍达700万。苏联时期平均每10万人工作可养活1000个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罗斯平均每10万人则要养活1500个管理者，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700-1800个。1995年底俄罗斯中央执行机构的改组人员为33800人，计划利用半年的时间精简15%，结果却增加了1000多人，致使总数达4万人。新权力机构招牌常换，但内部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为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俄罗斯政权机关继承了苏共时期的官僚遗风，效率低下、文牍盛行，普京总统将之比喻为“一台生锈的、呼哧作响的破旧机器”。

    第三，任人唯亲，自私自利。大多数研究精英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都不高，他们认为其特点是：小集团利益盛行，忽视公众利益；专业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领袖人物；官僚文牍主义，脱离多数百姓；缺少为官之道，贪污普遍；实用而短视，缺乏战略和理论思考；缺乏团结和全民动员力量。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任人唯亲、帮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说盛行，寡头政治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经济控制能力削弱，资本高度集中，金融势力急剧膨胀。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压力集团”、“院外游说”大步走上政治前台。新生的金融资本“爆炸”式的裂变，积聚了强大的实力，捞取经济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间，为瓜分国有资产，争抢“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罗斯财团和寡头不惜血本，相互攻讦。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体-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影子政治现象十分明显，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最后，权力资本，交相融合。人们发现，俄罗斯“新贵”的发迹史与经济改革的轨迹几乎同步。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化。在公司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官员们已伺机行动。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深深地潜入新的经济体系。于是，管理者变成“占有者”，“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私有化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他们一方面是苏联中央机构的“掘墓人”，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产的“继承者”。而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垮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摆脱了党的纪律的监督，抛弃了意识形态约束，大批原苏共官员积极投身于自由市场的浪潮中，正是在这种“蜕变”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也诞生了。

    可见，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厂长经理们变成了“红色资本家”，“共青团干部”则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当今俄罗斯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由掌权精英操纵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最终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极少数人的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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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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