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两面性”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其在丝毫没有放松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对“危机管控”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关注。拜登政府从战略层面重视危机管控，源于其对中美实力对比发展态势的深层焦虑，源于其对无法主导中美关系进程的长期忧虑。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应美国对华思维中的消极因素，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来塑造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美国对华战略。

日本外交的两面下注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一种曲折动荡的不稳定状态，它既不同于古代史上以中国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也不同于近代史上以日本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而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跌宕起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和持续，反映了风云激荡、新旧博弈、错综复杂的时代特点。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美同盟以及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要认识这种状态，习惯这种状态，更要学会驾驭这种状态。

中美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如何相处的教训，设法为双边关系划定一个底线或制定共同行为准则。必须确保无论两者之间的竞争变得多么激烈，都不会再次发生大的悲剧。中美两国可以竞争，但不应仅以此来定义两国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短暂历史告诫我们，“合作与包容”而非“竞争与对抗”才是中美交往的应有之道。

我们要以《纲要》出版发行为契机，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高潮。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力推进外交事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牢牢把握“国之大者”，不断提高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扩大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冲突，不是政治冲突，把它升格为政治问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激化矛盾。今后，斗智、斗勇、不斗气是我们正确的应对之道。不论对手如何挑衅，如何反智，中国政治经济学都应表达出其理性、克制、利他的一面。不论对方是否开放，我们始终保持开放。同时，中美关系的恶化尽管主要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缺少对美国内部发展的理解。中美两国的问题是共存问题，要学会和美国共存，不要想着怎么样打败美国。中美关系过去是以合作定义竞争，未来将以竞争定义合作。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空间有限，但可推动某些交流平台得以恢复或重建，通过双方努力争取“机会窗口”，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或停止下跌。这里关键有四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应守住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双边关系基础，而“合作共赢”则是共同目标。我们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争取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协调、合作、稳定”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希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对于中国最近的中东外交行动，国内有一些人担心中国与中东走得太近，会陷入中东冲突的泥潭。不过，所谓中国掉入“中东泥潭”的担忧则大可不必，既然中国不卷入中东冲突、不搞势力范围，何来陷泥潭之忧。促发展是中国中东政策之纲，劝和促谈是其基本方法，这决定中国中东外交是建设性介入，于己于人都是有利的。

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向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对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呼吁要采取反制措施。尽管技术脱钩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巨大，而且总的来说是负面的影响。但国际交流总是有风险的，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处是大于风险的。脱钩和闭关锁国不应是我们的选择，只有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打开国门，我们才能够充分享受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扩大生产的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在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鉴于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二元结构的现实性，中国周边外交需在保持连续性、继承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同时，在建设周边环境进程中，中国等亚洲国家必须将美国因素考虑在内。

在国际形象建构当中，中国有一些错误认知。首先，国际形象的负面效应都归咎于西方。其次，认为中国只要在硬实力上超越美国，必然会迎来国际威望。最后，国际形象建构成败，在于口径一致。但单纯突出口径一致，只可能增添受众的疑惑和反感。作者建议，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国必须勇敢地宣传自己。其次，必须习惯他国的批评和怀疑。再次，国际形象的建构，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鼓励学者参与国际科研领域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