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媒报道，7月3日，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会见伊朗外长阿格拉齐，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会谈。当天，阿格拉齐承诺伊朗将继续遵守《不扩散核条约》，并将一周前伊朗议会通过的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相关法案，淡化为美以非法袭击伊朗核设施而导致的“安全保障原因”。也在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个协助伊朗石油贸易的商业网络实施制裁。至于以色列，已有言在先，随时可以对试图越过核门槛的伊朗继续实施攻击。

“十二日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三角核游戏重新开盘，回到国际社会熟悉的漫长博弈轨道，似乎刚刚中东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本质上而言，三国依然沿袭原先铺就的逻辑轨道对待伊核问题，使这场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无法摆脱困境。

伊朗陷入核危机困境的根本问题在于，错过实际拥核机遇进而始终被封死在不能跨越核门槛的“战略囚牢”里。6月17日，著名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说，“我一直认为，如果我是伊朗国家安全顾问，他们早就拥有核武器了”。米尔斯海默还以朝鲜、以色列实际拥核而确保国家安全，利比亚、伊拉克没有拥核而导致政权被美国等推翻为例，认为伊朗“愚蠢至极”。

客观地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伊朗巴列维王朝就在美国帮助下开启了核研究进程，但是，它错过与准盟友以色列同步进入核武俱乐部的最佳时机。自1979年建立伊斯兰共和体制后，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且与伊拉克陷入长达八年的战争，没有精力和条件推进核研究并加快实现核武装化，即使反复遭受伊拉克的化武袭击。

主观上看，伊朗新政权多次强调伊斯兰教义不允许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自己在复杂的中东博弈中陷入所谓程序正义或道义正义的迷思，重蹈中国古代昏君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的失败覆辙。当然，对于梦想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而谋求中东波斯民族主义霸权的伊朗而言，说到底是轻视了核武器这个“穷国打狗棍”的战略价值，再次错过冷战结束时跨过核门槛的战略机遇期，甚至在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中等大国相继拥有核武器时，伊朗依然徘徊在核武俱乐部门口。2002年小布什抛出“邪恶轴心论”、公开宣称要推翻伊朗现政权，并在此前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试图拥核的意图曝光而引发核危机，但是，天时、地利、人和均已不在伊朗一方，悔之晚矣。

当然，也许东亚同时出现朝核危机以及引发持续局势紧张，使伊朗政府继续陷入战略迟疑状态，依然半遮半掩、羞羞答答地采取核模糊政策，既不愿或不敢跨出实际拥核这关键一步，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制造障碍。这种犹豫不决的姿态，不仅给伊朗招致一轮又一轮的国际社会集体制裁以及美国单边制裁，也让早已拥核的以色列看破伊朗的战略怯懦，进而不断释放对其拥核“零容忍”的信号。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可能拥核的集体战略焦虑也由此加剧，伊朗核进程更加成为地区热点问题之一。

2015年，奥巴马政府以默许伊朗获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取伊朗同意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简称伊核协议）。这个法律约束力相当弱的文件，作用只是推迟伊朗拥核的进度或者说增加了难度，但是，伊朗依然没有看到拥核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同时又不愿意改变与以色列乃至美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终究为自己遭受以色列和美国的双重军事打击埋下悲剧性伏笔。

“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伊朗与以色列的长期非对称冲突或代理人战争逐步升级为直接对攻。去年4月和10月与以色列的两次较量，由于伊朗不愿意引火烧身而采取“作秀式反击”，彻底暴露其“纸老虎”的底色，也刺激了以色列的冒险天性并导致“十二天战争”的发生。当以色列对东地中海的制空权扩大到伊朗本土后，本来无意陷入中东战争的特朗普政府也趁火打劫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而伊朗对美国军事目标的“协商式还击”，再次证明伊朗惯于虚张声势而临门一脚怯懦腿软的决策风格。

如果米尔斯海默的告诫和调侃算是理论家的纸上谈兵，但是，“十二日战争”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的迅即爆发与可控收场，再次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拥有核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意义，对于防止冲突扩大和升级的安全阀作用。假如伊朗拥有可与以色列对等威慑与毁灭的核能力，以色列恐怕就要考虑大规模主动攻击伊朗的沉重代价，美国也未必敢乘人之危。

伊朗错过实际拥核的多重机遇，进入核进程的半透明政策区间，使得以色列、美国乃至伊朗自己，都从这场核危机中发现了战争边缘政策的利益点，最终使伊核危机成为三方各自打牌、各自受益、各有说辞的奇怪棋局。

以色列显然坚决不允许任何周边国家拥有核武器，尤其是始终不承认以色列、谋求地区霸权且长期通过巴勒斯坦问题对自己施压的伊朗。一旦伊朗拥核，势必打破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绝对优势，双方陷入核恐怖平衡，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噩梦。如果伊朗实际拥核引发更惧怕这个强邻的阿拉伯国家纷纷跟进，以色列将陷入核武环伺的核恐怖劣势，这将是一场更大更持久的噩梦。

这是“0或1”的关键性选择，也是生与死的突破性挑战。因此，以色列不惜一战也要将伊朗堵死在核武俱乐部大门外，反正有美国背后站台并负责灭火。以色列既绑架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中东外交，还巧妙地利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民族、教派矛盾和地位之争，通过不断渲染伊朗核危机与核威胁，逐步形成了一条共同遏制伊朗拥核的统一战线，最终成就了《亚伯拉罕协议》的出台，使伊朗在中东争端的博弈中更加孤立，只能与几个非国家行为体为伍。

美国基于对以色列战略安全的呵护，基于对波斯湾石油生命线的控制，基于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海空基地的需要，也基于长期把阿拉伯产油国当作“提款机”的图谋，时有时无地释放伊朗“即将拥核”或“尚未拥核”的矛盾信息，时紧时松地调控美伊关系的松紧度，使伊朗继续在若即若离的核模糊状态梦游，并为获得暂时的美国松绑而沾沾自喜，而且将松绑而获得的石油美元继续投入地区扩张和代理人战争，最终深陷这张自我编制又无法自我摆脱的核危机大网。

伊朗显然是以色列和美国长期施压的“受害者”，但是，在长达40多年的对外博弈中，伊朗似乎也从核模糊政策中得到甜头：通过张扬和平利用核能源这个国家权力，突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强势形象，唤醒波斯民族和什叶派“双重少数”身份的悲情主义和烈士情结，将政权合法性与国家行为合理性进行巧妙捆绑，将民众厌恶外来压迫与干涉与攻势型外交进行捆绑。通过长期的核模糊与战争边缘政策，伊朗不但借助外部高压和敌意，维持着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也巧妙地回避了一波又一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善民生和改善国际环境的民意压力，甚至用作转移、化解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激增的高压排气阀。

伊朗核危机走到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三方都需要的抓手，变成一张谁都可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地缘筹码，也变成一场暂时无法解套的死循环博弈。

对于以色列和美国而言，伊朗核危机与伊朗现政权，堪称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可以用来回答一个既新鲜而又陈旧的话题：改变伊朗现政权，真的是以色列和美国希望发生的好事吗？一个维持既有思维定式、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并且相对孤立的伊朗，不是更有利于以色列在中东纵横捭阖，更有利于美国在中东作威作福，更有利于以美用伊朗这个貌似强大的“稻草人”来吓唬阿拉伯世界的众多“小麻雀”吗？

反过来畅想一下，假如伊朗放弃输出伊斯兰革命，放弃打巴勒斯坦牌并与以色列媾和，解散“什叶派之弧”和“抵抗轴心”，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尊重周边阿拉伯王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以色列还有理由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土地吗？还能维持极富扩张性的“大以色列政策”吗？还能肆无忌惮地侵犯周边国家领空吗？美国还能忽悠阿拉伯国家允许她建立众多的军事基地、慷慨地购买美国军火并努力地龟缩在美国保护的羽翼下吗？

（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