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有关中国是否会主导国际秩序的讨论在近年来愈发火热。某些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有观点认为，中国将成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具备替代美国霸权的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观点的结论如何，它们大多是建立在衡量与对比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的。

对此问题，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值得借鉴。他在1987年发表的《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中提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主导国际秩序，取决于它是否能对系统性危机提供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实力本身不会带来领导力。从莫德尔斯基的视角看来，国际秩序是一个由国家所组成的系统，它在长历史跨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周期律。每个周期都会经过四个阶段：兴起、全盛、衰退、重组。国际秩序在每一个周期的全盛和衰退阶段都会累积波及所有成员利益和生存的系统性危机。这些系统性危机会在重组和兴起阶段中重整得到校正。这一过程保证了整个系统的稳态。解决危机和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国家间的冲突，而且往往是全球性的战争。

一、作为系统的国际秩序

莫德尔斯基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的。系统有三大属性：第一，封闭性，即所有系统都有一定的边界；第二，连续性，即在一定的时间长度里体现出自我一贯性；第三，交流性，即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有相互交流，如果没有交流就没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系统需要自我规范，即在长时间内保持自身平衡，才能趋于稳态。系统的自我规范，依靠正反馈与负反馈这两种机制。正负反馈的不断交替，使得系统的运动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国际秩序也是一个系统。首先从封闭性来看，国际秩序建立在地球这颗行星上，而地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其次从连续性来看，莫德尔斯基认为，从1500年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一个在长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国际生产和贸易系统开始通过海洋航道开始成形。最后从交流性来看，世界各国内部都有人员、资本、货物等交流。国际秩序的正反馈是全球化贸易的扩大，负反馈是国际冲突。前者带来了国际秩序的扩张，后者迫使国际秩序改革，适应新的国际社会现实。

莫德尔斯基认为，全球政治系统在过去五百年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每个周期由四个阶段组成：

（1）兴起阶段。这是个全球性战争的阶段，它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

（2）全盛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科技和文化都会围绕着世界领导国迎来大发展，领导国也将进入黄金盛世。这个盛世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对领导国感到不满，国际社会将进入衰退阶段和重组阶段。在兴起阶段，由于处于战争的混乱之中，国际社会对国际秩序度的需求比较低，随着战争的结束，国际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度慢慢上升。

（3）衰退阶段。世界领导者将国际秩序机制化，国际社会对秩序度的需求还会慢慢提升。但是，这一阶段也是系统性危机的累积阶段。

（4）重组阶段。在国际秩序的秩序度到达顶点之后，会出现体制僵化、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加之现存国际秩序的安排并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需求，国际社会进入衰退阶段。各国对秩序度的需求开始逐渐降低，并公开表达各种不满。各国在这段时期会进入一种“选边站”阶段，与符合自身利益的超级大国结盟，为全球性战争做准备。莫德尔斯基将之称为“竞选阶段”。

二、国际秩序的五个周期

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秩序在过去五百多年以来，经历了五个长周期：

（1）葡萄牙周期，1494年至1580年

16世纪，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通往亚洲的远洋航道不断探索，在1500年“发现”美洲。他们后来不断沿着非洲海岸探索，一路开设港口，最终联通了一条从葡萄牙里斯本通往日本长崎的航道。葡萄牙人此后垄断了印度洋的海洋贸易，成为了世界体系的开拓者。葡萄牙的体量很小，人口也很少，人们很难把葡萄牙与“世界霸权”这样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葡萄牙人在航海探索事业上积极进取，首次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远洋贸易网络，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欧洲人向全世界其它地区殖民和贸易奠定了基础。中国明朝虽然在同时期也具备相当的远洋航行的技术，但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港口和发展远洋贸易。

（2）荷兰周期，1580年至1688年

葡萄牙人垄断印度洋贸易，招致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不满。西班牙帝国觊觎着葡萄牙拥有了殖民地和海洋贸易，在1580年出兵吞并了葡萄牙。但西班牙的统治者菲利普执着于建立统一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上。菲利普二世更是在1588年犯下了贸然进攻英国的战略错误，“无敌舰队”惨遭覆没。16世纪末，西班牙的统治遭到了荷兰人的抵抗。荷兰人在取胜后则取而代之，在17世纪初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领导者。

荷兰具有当时欧洲最成熟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正式的期货市场最早诞生于荷兰。但却缺乏足够的人口，荷兰缺乏进攻和占领其它国家领土的能力。这意味着荷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国家。伟大的荷兰国际法学家格劳修斯在《自由之海》中提出了海洋是国际领土的新原则，即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将其用于航海贸易。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认为，荷兰的主张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和发展。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荷兰在八十年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帝国。荷兰在此时期为国际政治体系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一个是国际法，另一个是主权原则，它们为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荷兰对国际政治体系领导权确立了不到30年后就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挑战。英国在1653年对荷兰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重创了荷兰舰队，开启第一次大英帝国时代的序幕。

（3）英国周期一，1688年至1792年

英国崛起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一场涉及了欧洲所有力量的反霸权战争。1700年，西班牙王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绝嗣，法兰西王储路易之子菲利普五世欲继位西班牙王座。欧洲各国担心菲利普五世登基后会把法国与西班牙合并从而称霸欧洲，于是组建大同盟向法国宣战，要求奥地利大公查理继任西班牙国王。反法联盟最后获胜，而英国则成为了世界体系新的领导者。

作为岛国，英国坐享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有着相对统一和稳定的社会。英国人主导了1714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的起草，并在该和约中把均势（balance of power）明文确立为管理欧洲集体安全的重要原则和机制。均势此后成为了欧洲各国共识，促进了它们保持相对和平与主权独立。新秩序确立后，英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的改进和工业应用极大地加强了英国的产能和国际竞争力。优越的地理环境、强大的海军和经济实力使得英国人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际贸易、殖民和全球事务管理上。在争夺北美洲殖民地的七年战争中（1756—1763年），英国击败法国，迫使后者割让加拿大。英国从此取代西班牙，成为了第二个“日不落帝国”。

但英国的胜利也为它后来的衰退埋下了种子。庞大的殖民地对英国来说是荣耀的象征，但也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政治风险。为了统治殖民地，英国限制殖民地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美国人对这种压迫性经济政策不满，决定通过武装革命寻求政治独立。法国的介入使得独立战争成了一场世界性战争。最后在法国的帮助下，美国战胜了英国，并在1776年取得了国家独立。随着以殖民地扩张为主轴的帝国扩张时代结束，大英帝国由盛转衰。

（4）英国周期二，1792年至1914年

英国对国际政治体系的统治权先后遭到法国与德国的挑战。法国大革命后，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欧洲大片地区，极大地撼动了君主制在欧洲的合法性。不过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对国际贸易的控制，英国还是顽强地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

英国并没有惩罚法国，而是以比较宽容的条件恢复了法国波旁王朝。此举恢复了欧洲的均势，也保持了英国作为欧洲秩序维护者的声望。

此后，国际政治体系进入了新阶段。美国在1848年完成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成为了面朝两洋的洲际大国。俄罗斯通过西化改革，实力不断增长。普鲁士和日本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有力竞争者。尽管面对一个个崛起的竞争者，英国在这一时期还是保持了相对的领导力。这要归功于英国在国际经济事务管理上的制度创新。第一，英国通过遍布全球的银行和海外投资，把起源于荷兰的资本交易市场推广到了全世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流动。第二，英国通过英联邦对金本位的采纳促进了世界其它国家采用金本位，促进了全球贸易市场和相关规则的形成。英国在此时期的大量利益来源于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管理上。但随着英国成为国际资本的管理者，人力成本上升，工业生产也被逐步转移到德国和美国。英国的国力愈发无法帮助其承担维护海外殖民地和管理国际事务的责任。随着工业技术和政治技术（民族国家）的扩散，各国对英国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需求日益降低。国际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一战。英国虽然胜出，但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让英国元气大伤，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入衰落。

（5）美国周期，1914年至今

随着英国在一战后的衰落，国际政治事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已被交给了美国。美国有着比英国更加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和地理条件，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代替英国管理日益复杂的全球事务。面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美国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首先，美国一战结束后主导并成立了国联，力图以国际对话机制代替秘密条约，通过增加国际交流的透明度来稳固集体安全。由于缺乏美国参与，国联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于是正式接过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权。美国把国联发展为联合国，重建欧洲，对德国和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并且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贸机构，稳固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秩序。

虽然苏联对美国发起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苏联很难真正撼动美国。我们常识认为，冷战是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时期。但事实上，美国一直处于国际政治体系的霸主地位，而苏联更多是在军事上的有力的挑战者，但在经济地位上与美国相去甚远。

但美国很快发现它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兼顾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内社会的治理。美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爆发，利用固定汇率、金本位、基建投资（马歇尔计划）和战争经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手段促进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再工业化。这相当于给同盟国家让利。依靠美国的市场，日本和德国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但这样的政策给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竞争压力。持续超过十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社会动荡。美国对日本和德国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至今没有扭转。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性别平等运动和反战思潮等社会运动基本都是在1960年代出现的。美国需要新的科技和制度创新才能延续其全球霸权。

为了延续其国际政治体系领导者的地位，美国进行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举措。第一是美元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通过说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接受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解决了金本位无法支撑美元霸权的难题。各国需要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石油的购买。这极大地巩固了美元作为国际通货的地位，同时加强了国际贸易的流动性。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在与苏联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军用通讯科技，其国防部在1970年代初建立了阿帕网（APRANET），一种能保证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的标准规范。阿帕网也是因特网的前身。网络技术发展使得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的分离。全球范围内的离岸外包首次成为可能。第三个创新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和金融制度自由化，即“华盛顿共识”。后者为美国资本开辟了全球市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推动了资本、商品和人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把世界推入了“超级全球化”的全新时代。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霸权在九十年代达到全盛，但在持续大约十年后进入了衰退。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发动反恐战争，过度消耗了自身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意愿在降低，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再次抬头。其次，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采纳了美国经济意见的东南亚国家、拉美和前苏联国家普遍陷入危机，而没有采取金融自由化的中国反而保持了经济稳定。超级全球化也加剧了美国已经存在的国内治理困境，即去工业化和中产阶级流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1970年代已经进入了衰退。离岸外包的兴起更令其雪上加霜。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缓解就业，反而加剧了原本就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白人工人阶级的不满导致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泛滥。特朗普于2016年担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孤立主义，力图减少美国管理国际政治事务的责任。随着美国担当国际政治体系领导者的意愿在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表达不满。这标志着国际政治体开始进入衰退阶段。这一周期大约会在2030年左右结束。

三、国际政治体系领导权更替的特点

根据以上历史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国际秩序长周期的几个特点。

第一，在每一个周期，国际秩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系统性危机，但同时也会并催生出克服上一周期系统性危机的解决方案。因此，莫德尔斯基指出，国际政治体系的周期变化和领导权更替不仅仅是大国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是系统本身的自我学习和更正过程。在每一个新周期的兴起和全盛阶段，系统本身都产生自身特有的系统性危机，但在每一次周期的衰退和重组阶段都会诞生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葡萄牙帝国时代产生的系统性危机是葡萄牙对海上贸易的垄断，而解决方案是“自由航行”原则的确立；荷兰共和国时代，系统性危机是欧洲陆地帝国对其它国家的威胁，而解决方案是“主权原则”原则的确立。

第二，每一个新周期的领导者之所以能称霸都必须基于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拥有向全球进行军事力量投射的能力；第二，能通过制度创新为全球性系统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上述四个国际政治体系领导者——葡萄、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海洋国家，它们不仅可以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全球事务的管理上，而且具备通过海洋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但力量本身不足以成全一个霸主。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美国，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者，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力量优势，更是因为它们主张的国际秩序安排迎合了其它强国的需求，为其所处时代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英国主张的均势给欧洲国家同时提供了集体安全和政治独立，符合了欧洲内部大多数成员国家的利益。同样地，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依然全球治理和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强国要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力量和应对系统危机的能力缺一不可。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是霸权国家对抗国际秩序领导权更迭周期的必要条件。葡萄牙和荷兰的霸权分别只坚持了一个世纪左右。相比而言，英国霸权持续了226年，美国霸权的存在时间也超过了葡萄牙与荷兰。葡荷与英美这两组霸权的重要区别在于科技创新能力。葡萄牙和荷兰引领了大航海时代，但没有产生飞跃性的科技进步。相对而言，英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美国则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即电气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给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飞跃式进步，促进了社会内部秩序的自我革新，打破了“周期律”，延长了它们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

四、当前国际秩序的周期阶段

按照莫德尔斯基的理论，目前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这主要体现为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信任感的下降。三个重要的事件标志了当前国际秩序的衰退。第一，美国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把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给了拉美、亚太和欧洲国家。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全世界对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秩序的信用产生质疑。第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开始担心，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在逐步下降。第三，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美国不仅没有出兵阻止，反而隔岸观火。美国体系内部国家对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投入日益感到担忧。

随着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给“超级全球化”踩了一脚急刹车，全球化进程减速，国际社会的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曾经被美国改造过的德国和日本在国防和外交上都发生了转向。德国大幅提升国防开支，日本则踏上了修改和平宪法的道路。美国的盟友意识到，它们不能永远在安全上依赖美国。非西方国家也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为由，对贸易保护政策进行合理化，并力图形成自己主导的权力中心。俄罗斯希望以强大的军事和自然资源为依托构建“小苏联”。印度保持自身作为南亚地区霸权的努力一直没有减弱。印尼一直主导着东盟，力图成为东南亚的领袖。土耳其则试图建立突厥国家主导的区域性安全和经济组织。拉美和非洲国家希望摆脱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总的来说，国际秩序的有序程度在降低，部分国家对美国霸权维持国际秩序的需求也没有以前那么高。

五、中国的挑战

当前的国际秩序周期处于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地把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正在不断加大力度拉拢盟友，力图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制衡。在欧洲，《中欧投资协定》由于中美竞争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迟迟未能推进，一直处于搁浅状态。日本把供应链视作安全问题，并激励其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以民主为旗号，力图建立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民主国家高科技产业链联盟，排挤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前美联储主席、现美国财政部长詹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于2022年7月19日参观韩国首尔一家科技园时在演讲中强调：“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其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扰乱我们的经济或行使不必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挑战者。事实上，中国是第五次国际秩序周期（美国周期）的主要获益者。第五次国际秩序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信息革命带来的“超级全球化”，即资本、货物和人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中国恰恰是全球生产要素高速流动的重要承载者。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迎合了“超级全球化”的浪潮，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中国利用自身充足而可靠的劳动力，把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中国不仅已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工业制造大国，而且在高端制造业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窄。通过抓住工业化和信息技术发展浪潮，中国也成功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和脱贫工作。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数字经济也在这一过程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另外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主要也是通过国际组织和世界贸易来传导的。事实上，中国一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坚持合理有序地进一步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甚至申请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中国并不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所谓美国的“头号竞争者”。作为既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维护和补充，而非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文章转自“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