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西方世界中以独立自主、敢为人先著称的大国。二战结束后，戴高乐总统带领法国游走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国际上奠定“力量平衡者”的独特大国地位。以独立自主、大国追求为特征的戴高乐主义自此深入人心。但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及自身实力下滑，法国的“独特性”愈发不再突出，战略定位日渐模糊，“大国梦”渐行渐远。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外交上极为活跃，接连抛出“西方霸权衰落论”“中美两极论”“欧洲危机论”“北约脑死亡论”“法国使命论”等观点，极力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奈何时运不济，法国和欧洲危机不断，尤其是马克龙二任遭遇俄乌冲突，“欧洲数十年和平局面被打破”。马克龙的“法国梦”和“欧洲梦”接连撞墙。2022年11月法国政府发布新版《法国战略评估》，马克龙在前言中写道，在世界秩序分崩离析、挑战与风险加剧背景下，法国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大变局下，马克龙政府需要在国际舞台努力寻找属于法国的新坐标。

三重定位

在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法国试图通过三重身份的构建，继续锚定自身的大国地位。

一是俄乌冲突的调停者。法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和狂热的西方挺乌派略有温差。马克龙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谁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它永远在欧洲的土地上”，“必须以一种清醒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否则欧洲大陆将不会有持久、完全的和平”。他在第一任期内提出欧洲战略自主，其中建立新的“欧俄信任与安全框架”是重要环节，曾为普京打开“凡尔赛宫大门”，力推欧洲放弃对俄“立场之战”，也试图借法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身调停俄乌冲突。随着俄乌战事陷入胶着，法国日渐站在了对乌援助、对俄制裁第一线，但仍保持与俄领导人的外交沟通，同时与中国、印度、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密切合作，以期待在该问题上撬动更大的国际共识，推动俄乌双方回到谈判桌。

二是大国博弈的平衡者。二战之后，戴高乐看到“两极体系是不稳定的”“美苏对抗牺牲了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提出了著名的“第三种势力”构想，希望借助欧洲整体力量对抗美苏强权。当前，法国认为中美正形成新的两极，俄乌冲突进一步“迫使各国在中美间做出选择”，世界再次面临“阵营化危险”。马克龙希望法国和欧洲应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独立，既避免沦为美反华“政治工具”，同时也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保持警惕”。2022年APEC会议上，马克龙发表讲话称，印太地区好比一片丛林，中美是两头要打架的大象，而法国和其他国家则是丛林里的猴子、老虎等，法国等国家要发挥自身独特作用，从而为世界注入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法国盘点自身的“装备库”，发现多边主义仍将是法国发挥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法国不仅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创始国或正式成员国，占据要职，近年来法国还试图引领气候治理、全球卫生、粮食安全、非洲发展等重要议程，彰显大国影响力。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经济通胀等全球危机，马克龙认为这正是现有多边主义及其机构运转失灵的结果，亟需重建“有效多边主义”，力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改革，并反对“不同形式的多边主义平行发展”，防止“世界的分裂”。

说易行难

法国的三重定位从近、中、远三个阶段，在形势、结构和路径三个维度上勾勒出来未来法国的新坐标，有助于法国摆脱当前内忧外患的困局，在大国间展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上牵引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谓是新形势下托起法国独特大国地位的“三脚架”。不过，马克龙政府实现该战略目标的挑战亦是前所未有，进达新坐标的征程上阻力重重。

首先，经济疲弱侵蚀法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如马克龙在2022年外交使节会议上所说，“只有经济强盛，才能施展国家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展示国家实力。”法国2022年经济增速2.6%，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3.5%，预计2023年经济增速仅为0.6%，为10年来最低水平（2020年除外），法国也备受通胀高企、能源危机、美国经贸单边政策等问题困扰。同时，经济问题也会放大社会矛盾，当前养老金改革已触发十一轮大规模抗议示威，结构性改革步履维艰，法国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近日，法国公布了庞大的重振军备计划，欲强化法国对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但囊中羞涩恐将拖累预算投入。

其次，欧盟内部权力分散化消减了法国的声音。如今的欧盟已不再是法、德说了算的欧盟。俄乌冲突影响下，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与日俱增，频频出现挑战乃至挑衅西欧大国的举动。欧盟机构在内外力量的牵引下，收获了更多一体化欧洲的代表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脱离法、德轨道的独立性。德国朔尔茨政府和马克龙第二任期在国内控制力上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掣肘，欲发挥欧盟对其力量的倍增器作用亦显得力不从心。

再次，跨大西洋关系失衡限制了法国有所作为的空间。俄乌冲突以来，欧洲成为冲突双方外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不平等进一步滑向了不自立，在国际问题上看美脸色、在涉欧利益上“声若游丝”。该背景下，马克龙的外交雄心多面遇挫，在重大国际危机的解决中也缺乏实质影响力，印太战略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AUKUS）而受辱，从非洲马里结束反恐行动被称为法版“阿富汗撤退”，近年来在传统影响力范围中东地区碌碌无为，对俄乌危机的斡旋也并未起效，马克龙对普京的“电话外交”被部分西方国家诟病与讽刺。法国国内战略界也出现质疑与反思，称戴高乐主义外交路线使法国逐渐陷入“战略孤立”，无法有效发挥国际影响力，建议法国走向“战略现实主义”，制定“更务实的对外战略”。

不过，法国是个从不缺乏大国雄心和思想巨人的国度。马克龙及其政府亦深切意识到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的根源所在，法国在追求自主和大国地位的道路上势必迎着新坐标奋力前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