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框架，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和事件。

结构、局势和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就可能改变社会组织的“结构”，技术进步既可能对结构施加影响又可能孕育新的事件。用布罗代尔的框架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长中短三时段的变化叠加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较为贴切地诠释了人类正经历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以气候变化和生态失衡为表征的全球挑战、以网络技术演化带动的社会政治经济重组、以老龄化为因素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迟缓、由“东升西降”催生的国际体系变迁、以西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制裁导致的各种中长期影响，都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判断：“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其中，世界产出增长，尤其是不同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率之差的影响在今天日益凸显。在18世纪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人均产出增长极为缓慢，平均0.1%至0.2%。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伴随世界产出快速增长的还有国家间的增速分化，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产出对比可谓沧海桑田，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

从名义GDP看，1978年中国不到美国的7%，而2021年则达到近77%。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均名义GDP从1万美元增加到7.5万美元，但中国的复兴还是引起了有些人的恐慌，以致“修昔底德陷阱”成了国际关系领域内的重点话题。

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把打压竞争对手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甚至在处理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过程中仍将全球治理作为制约对手的工具。它们通过维持或新建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国际规则，打造“规锁”，力求把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巩固自身在全球经贸、科技、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或文明背景为标准，构建以边缘化或孤立竞争对手为目标的平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规律或效率原则被抛到了脑后，代之以合作仅限于所谓“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友岸外包”。2021年6月成立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以及2022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便是两个典型的打造“小院高墙”、试图与中国等国“脱钩”的事例。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无疑是一个将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持久影响的短期事件。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超过1万项，许多制裁史无前例。受制裁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罗斯2022年经济增长-3.4%。制裁的次级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就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看，其美元和欧元融资均因俄罗斯身在其中而遇到严重阻碍，融资成本亦因评级下调而明显上升。次级隐性影响同样巨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众多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企业因担心美国的连带制裁而不得不终止涉俄贸易投资活动。

西方对俄制裁的中长期影响更值得关注。发达国家对俄罗斯原油限价，甚至将其逐出能源需求市场，这不仅可能改变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比如提升欧佩克，特别是其主要成员的石油话语权，也会加速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可能还会影响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欧洲一些国家恢复煤电厂运营即为一例。

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种类繁多，既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乃至外汇储备，也包括将众多俄罗斯金融机构逐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将货币金融政治化或武器化，在打乱国际正常报价结算储备运行程序的同时，也减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增长必被殃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根基最终将被进一步撼动。美欧敢于或能够实施如此规模的制裁，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演进过程中，“西强东弱”仍将是一个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现实。

尽管人类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国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