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概念成为现象级事件并引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发展到如今，全球化经历了数次转变，又在技术的再一次革新中走向信息化与数字化的“重生”。但正如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地缘政治正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幕后黑手”，大国博弈的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增加了全球化的交易成本，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面对当前“全球化已死”的普遍悲观叙事，世界应如何抵挡逆流倡导“再全球化”？本文作者认为，随着超全球化的衰落，世界有机会纠正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并建立基于共同繁荣愿景的国际秩序。但要做到这一点，各国必须防止世界大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劫持全球化叙事。

本文编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全球观点专栏，原标题为《全球化的下一步是什么？》（What’s Next for Globalization？），作者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支撑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的“叙事”正处于变革性的转变之中。自二战结束以来，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一直以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前提，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这种定义正在偏离实际。

在贸易链中，每个订单的背后都存在叙事的逻辑，对全球经济来说尤其如此。与个别国家不同，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中央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叙事”作为全球规范的背后支撑，使系统得以按照有序的方式运行。而一旦共同叙事被国家内化，这些规范就会以国际法、贸易条约和多边机构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巩固全球市场。

纵观历史，全球叙事发生了无数次转变。在19世纪晚期的金本位制度下，全球经济被视为是能够自我调整和自我平衡的，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市场的稳定。在当时的理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为世界经济和各个国家带来最佳经济结果。

但后来金本位的崩溃与大萧条时期的到来，大大削弱了这种良性市场的说法。二战后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依靠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稳定全球经济，赋予了国家更加突出的作用。在这种体系下，只有强大的福利国家才能提供社会保障，拯救那些跌入市场经济裂缝的人。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改变了各国国内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浅层一体化模式之上的世界经济服务于确保国家充分就业和建立公平社会的目标。由于资本管制和宽松的国际贸易体制，各国可以建立适合本国偏好和需求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而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超全球化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偏爱深度的经济一体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对自我调节市场这种黄金标准叙事的回归。不过，它也同时承认政府的关键作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良性市场的好处超越了经济学，比如超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将有助于结束国际冲突并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力量。

超全球化的叙事既没有否认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没有质疑政府追求这些目标的目的。但这种叙事同时假设这些目标是可以通过不干涉自由贸易和金融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如果目标最终没有达成，原因就会被归咎于在其他领域，政府缺乏互补和支持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后退缩的超全球化，最终因为无法克服内在的矛盾而失败。随着世界放弃超级全球化，取而代之的东西仍然非常不确定，姑且可以视之为一个“生产力主义”的新兴经济政策框架。该框架强调政府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管理公共卫生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作用，而通过将这些从前被忽视的目标放在中心位置，生产力主义在不损害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情况下重申了国内政治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的未来道路就将取决于这些相互竞争的政策框架，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相互对抗都将影响道路的走向。而鉴于两者在贸易方面的重叠，各国政府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出台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并越来越多地采取“回岸制造、”“友岸外包”及其他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措施。有利于国内生产商的绿色政策也可能是各国政府的关注重点，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或者欧盟的碳边界调整机制，这些政策将共同服务于国内经济与外交政策议程。

然而最终，地缘政治考量很可能会将所有其他考虑因素搁置一旁，超现实主义叙事将会占据上风。这种范式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并将零和逻辑应用于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超现实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存不是互惠互利的源泉，而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对手的武器，就像美国使用出口管制手段以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制造设备时所做的那样。

让世界主要大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劫持经济叙事将危及全球的稳定，其结果可能是塑造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威胁始终存在，夹缝中的小国只能被迫在这场不利己的“战争”中站队。

当前的世界正在面临纠正超全球化错误的机遇，并在共同繁荣的愿景基础上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大国竞争叙事的膨胀不能成为阻止全球化的障碍。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文章转自“民智国际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