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经济一度从疫情中实现了强势复苏。2021年美国内生产值（GDP）增速达到5.7%，失业率也降至4%以下。但2022年二季度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水平持续走高，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至9.1%，连续刷新40年来的最高水平。高通胀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拜登近来多次表示治理通胀已成为政府“首要任务”。

高通胀源自强刺激

拜登政府的强力经济刺激是近来美国通胀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拜登当选总统时，美国经济正处于疫情带来的严重衰退中。为尽快推动经济复苏并兑现竞选承诺，拜登刚上任就推出了总额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客观而言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包括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在当时就曾指出，在特朗普已经实施多轮财政刺激后，“美国救助计划”的规模远远超出了美国经济的产出缺口，将会引发通胀。从2021年4月开始，美国通胀水平节节拔高。同时，基于对疫情反复的担忧，美联储在通胀率远高于2%这个“理想目标”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启紧缩进程，为通胀“火上浇油”。

俄乌冲突爆发后，伴随着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暴涨，美国国内通胀率迅速升至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拜登试图把这一责任甩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公然称之为“普京通胀”（Putinflation）。但事实上，美国通胀水平的明显升高远发生在俄乌冲突之前，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因素的核心通胀率，目前也已达到近6%的高位。不可否认的是，供应链不畅、俄乌冲突等因素对美国的高通胀有“贡献”，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拜登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需求过剩。正如学者们对1970年代高通胀进行的研究所显示，人们在高通胀的过程中集中讨论石油危机等供给侧因素，但事后发现，根本原因还是需求过剩。

拜登政府还对通胀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美国的高通胀在2021年中已经非常严重，但拜登政府当时正着力推动“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该计划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因此，拜登多次宣称通胀的上升只是“暂时性”的，财长耶伦在2021年中也曾预判美通胀水平将会在当年下半年回落至3%左右，美联储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判断。拜登政府要员在谈论通胀时反复强调的“暂时性”虽有政治和宣传上的考虑，但也反应出其内部对通胀形势的认知偏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稳定处于低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甚至迟迟无法升高到2%的目标水平，人们渐渐抹去了对高通胀的记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拜登政府认为高通胀主要来自于疫情背景下居民对商品的过度需求，随着疫情的好转，居民消费重点将从商品转向服务，通胀水平将逐步下降。现在来看，服务业的重启进一步导致服务通胀水平的走高，而商品的通胀却没有相应下降。这一切的背后，是居民仍然旺盛的消费需求。

诚意不足的治理政策

今年5月底，拜登在媒体刊文阐述其政府应对高通胀的计划，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突出美联储在治理通胀方面的作用，强调美联储是主要负责应对通胀的部门，政府尊重其独立性，不会干预加息进程；二是宣称政府的经济政策起到了抑制通胀的作用，表示“基础设施计划”缓解了港口拥堵、卡车运力不足等供应链问题，通过“社会保障计划”能够进一步保障家庭的基本需求，但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三是强调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控制通胀，表示2022的财政赤字将会减少1.7万亿美元，主要得益于经济复苏带来的强劲税收。然而，仔细分析拜登的通胀治理政策就会发现，该政策明显诚意不足。

首先，所谓“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更多是一种默许和纵容。美联储的确是应对通胀的主要部门，1970年代的高通胀就是靠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主推的强力货币政策最终得到控制。美联储今年初开启了紧缩进程，截至6月已经累计加息1.5%。但屡创新高的通胀水平表明，美联储目前的加息幅度还远不够。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表示不会匆忙大幅加息，希望在控制通胀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这与拜登强调的希望美国经济从高速复苏转向稳定增长不谋而合。拜登希望通胀能够得到控制，但也不愿意利率提高过快，从而给经济带来衰退风险。与特朗普时期施压美联储降低利率不同，拜登不愿为控制通胀而背上“干涉美联储”的骂名。更重要的是，从个人政治角度出发，拜登缺乏主动给经济迅速降温的勇气。

其次，拜登的另两条政策更多是借应对通胀之名推动自己的议程。拜登政府在2021年底推出了总额5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但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较长周期，无法在短期内显著改善供应链和运输状况的实效，供应链问题迄已得到的缓解更多要归因于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疫情管制的放松。住房供应行动计划、儿童保育、老年人护理补贴等“社会保障计划”在国会遭遇大巨大阻力，推出仍遥遥无期，更不用说保障高通胀下的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不受影响。而且，拜登的经济政策议程多是对需求方的刺激，而不是谋划供应方的改革，会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预算赤字刺激通胀水平提升。削减财政赤字确实对治理通胀有长期作用，但短期效果较为有限。拜登提到削减财政赤字更多是为了给自己的增税计划进行辩护。释放石油储备等措施对于俄乌冲突背景下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也可谓杯水车薪，拜登在首次中东之行中并没能从沙特阿拉伯那里获得欧佩克组织（OPEC）增产的承诺。

在有效应对通胀的政策选择方面，拜登政府内部存在分歧，犹豫不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3月底发表的报告认为，贸易政策调整是降低美通胀的有效手段。拜登政府如能全部移除特朗普时期对各国产品额外加征的关税，可将CPI水平降低1.3个百分点，平均帮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节省797美元开支，而仅取消对中国加征的301关税一项动作就可将CPI降低一个百分点。而且，降低关税通常能起到累退税的作用，对低收入家庭帮助最大。这笔账算下来虽并不太大，但缓解高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却是肉眼可见的。拜登也一直在考虑利用这一手段，5月就曾表示要评估削减对华关税，但至今仍未采取实际行动。这固然有共和党阻挠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拜登政府内部存在巨大分歧。财长耶伦多次表示对华关税已经“失去战略目的”，会拖累美国经济，助推通胀；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6月初指出，取消对家庭用品、自行车等产品加征的关税有助于降低消费者承受的压力。对此，贸易代表戴琪、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取消关税会让美国失去与中国谈判的“宝贵筹码”。拜登则是左右为难，既希望在控制通胀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又不希望在政治对手面前示弱。内部的分歧和拜登的犹豫使得政府在削减关税问题上始终没有实质进展，消费者不得不继续面对高通胀。

通胀治理不力危及中期选举

通胀居高不下、经济濒临衰退，已经成为美国国内首要的政治问题，正对拜登政府的执政地位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拜登执政以来，尽管在经济复苏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高通胀还是严重拖累了其民意支持率。民调显示，自2021年8月以来，拜登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下，目前已跌至36%的任内最低水平。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和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6月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83%的美国人认为经济是决定他们在11月中期选举中如何投票的重要议题，其中通货膨胀（80%）和汽油价格（74%）是影响他们投票的最主要因素。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疫情形势，拜登当选后通过强力刺激来复苏美国经济虽然无可厚非，但今年以来，在高通胀压力持续增大时候，拜登政府的政策反应确实过于滞后和犹疑了。这里既有误判通胀持续时间的因素，也有担心通胀治理政策拖累经济增长的“政治算盘”。然而，拜登政府如果无法有效控制通胀，美国可能会见证史上最短的繁荣周期，经济面临迅速转入衰退、甚至陷入滞胀的风险，瞻前顾后的恶果正在逐步显现。

拜登政府已经错失治理通胀的“最佳窗口期”，在中期选举投票前，恐怕已无太大空间作出让民众“亮眼”的政策选择，今后的短期政策抉择非常重要。拜登政府期望通胀迅速下降并不现实，能够稳住它、不让情况继续恶化是其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