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堕胎议题上作出的“历史性新裁决”掀起轩然大波。其背后不仅有法律原因，也包含着堕胎权之争背后的宗教、道德、党派等多重因素。而这一裁决，更令美国长期标榜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女性权利”等受到更多道义检视。

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历史性的新裁决”，在美国乃至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次新裁决认为，联邦宪法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是否允许堕胎应由各州自行决定，从而否定了其在1973年就“罗诉韦德案”作出的在美国实现堕胎合法化的裁决结果。这也意味着，在联盟宪法层面正式取消了过去近50年对美国女性堕胎权利的保护。

堕胎权之争——“争议最大和最情绪化的议题”

这次裁决之所以能引爆美国，就在于它牵涉的是极敏感且长达近百年历史的堕胎权问题。堕胎权问题在美国有着极为复杂的演变历史进程，涉及到历史、宗教、社会道德和伦理、政治、医学、科技和教育，以及联邦和州的分治权限和法律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并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女权运动，特别是近些年来不断恶化的党政极化等诸多议题密切相关，甚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都产生巨大影响。

其实，1821年之前的美国，堕胎并非一个重要议题，当时的女性终止妊娠极为常见。但1821年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康涅狄格州为打击以不负责任方式实施堕胎行为，导致相关女性受伤或死亡的游医而出台了全美首部禁止堕胎的法律，此后各州纷纷效仿立法。到1900年，几乎全美各州都颁布了限制堕胎的法令，针对范围也从提供此类服务的医务人员扩展到主动要求堕胎的女性。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第二次女权运动，要求男女平等，女性要全面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等事务，更主张女性要掌握自己的身体和生育，强调“我的身体我做主”，要求生育权、堕胎权和健康权。堕胎合法化和实现堕胎自由是该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受此影响，当时美国虽然大部分地区仍严格执行堕胎法令，但是一些州和地区则开始放松执行力度。

在这种氛围下，1969年的得克萨斯州，有一位女性因意外怀孕打算堕胎，但因该州规定除非有意外情况禁止堕胎，她在尝试各种方式均无果后，选择走上司法途径，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控告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诉韦德案”。1973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的结果，裁定选择堕胎是“基本的权利”，美国女性自此拥有了堕胎权，一些州也将堕胎权写入州宪法。裁决同时认为，堕胎权并非绝对，而须与政府保护妇女健康和产前生命的利益相平衡，若到了孕中晚期，为保护母亲的健康，各州可以规范禁止堕胎。由此，美国各州对允许堕胎的时间出台了不同法规。如保守州一般规定怀孕如果超过20周或22周后就不允许堕胎，自由州则相对要宽松。

可以想见的是，裁决结果引发了保守势力强烈反弹，认为裁决之日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973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并为反堕胎注入了宗教因素，坚持所谓的“生命权力观”，借口“上帝造物论”和坚持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反对堕胎，要求“珍爱生命，不要杀害”，誓言终有一天将推翻这次裁决。有历史学者甚至据此认为该裁决“分裂了美国”。由于堕胎权事关美国女性的切身权益，围绕其产生的争议也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下来。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两派常年僵持不下，不仅形成支持堕胎的“选择权”和持反对态度的“生命权”两大流派，更是使堕胎权之争从最初的医学问题，逐渐上升到宗教、道德和伦理，最后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议题。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和州长们都需就此表态，并影响到国会和州议会立法工作。总体看，民主党大体支持堕胎权，共和党大体反对堕胎权，随着近年来美国政治更加极化、党争持续激化，堕胎问题成为双方互斗和拉选票的一个重要工具。

美国最高法院为何“自我否定”？

这次裁决之所以震惊美国乃至全球，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联邦最高法院一旦做出裁决，很少有“自我否定”并再推翻的情形，此次操作极为罕见且反常。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联邦最高法院以“自我否定”方式剥夺了已延续近半个世纪，并渗透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个人权利”，无疑也是对美国所谓“个人自由和权力”等论调的自我否定，以致于长期在这方面都紧跟美国的亲密盟国也都感到“无所适从”。

联邦最高法院此次“自我否定”，除法律原因外，也有堕胎权之争背后的宗教、道德，以及自由派和保守派为代表的左右之争等因素的历史惯性，特别是保守派长期推动最终实现的结果。但是美国社会的极度撕裂，以至于两党政治对立几乎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此次裁决就是这种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

众所周知，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败选，其成为自老布什以来的首个一任总统，共和党同时痛失白宫和国会两院控制权。为阻止拜登和民主党对特朗普任内的系列内外政策“拨乱反正”，尤其是着眼于打赢2022年中选和在2024年大选中夺回白宫和国会，共和党除继续在国会干扰和掣肘拜登施政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共和党执政“红州”的作用，抵制和对冲拜登和民主党的关键政策。于是，双方围绕抗击新冠疫情的“口罩令”、接种疫苗、是否需要停工停产等激烈博弈，甚至诉诸官司。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在一些牵动美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议题上频繁出招，主要表现在公民投票权、枪支管控和堕胎权等问题上。

共和党极力在红州以州立法形式“限制投票权”。2020年大选后，一些红州利用特朗普大肆宣扬的“2020年大选结果被拜登窃取”论调产生的氛围，借口维护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合法性，趁机大肆利用州立法形式，广泛推出“限制投票权”举措。据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中心统计，2021年全美有19个州（主要是红州）通过34项各种限制投票权的法律。

拜登把共和党的以上操作称作“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对此，拜登政府及民主党一方面试图推动国会通过“为人民法案”和“约翰·刘易斯投票权法案”并成法，以达到在联邦层面“保护投票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发动红州议会的民主党议员积极抵制，为此甚至出现了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议员“逃往华盛顿”的政治奇观，而蓝州也针锋相对推出所谓“扩大投票权”的州法律。

在枪支管控议题上，拜登2020年大选期间把枪支暴力问题称作需要积极应对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其就任后也积极推动国会就控枪迈出更大步伐，但在共和党人一轮又一轮的反对和抵制中，举步维艰。6月25日，拜登正式签署了《两党更安全社区法》（Bipartisan Safer Communities Act），这也是美国三十年来首次通过的主要的联邦枪支改革法案。

拜登国内政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推动扩大堕胎权，但是共和党及保守势力对此反应强烈。在双方博弈过程中，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共和党和保守派大本营的得克萨斯州同样冲在前面。2021年5月19日，该州共和党籍州长，同时也是被美国舆论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物——阿伯特，正式签署了号称“史上最严最残酷的堕胎禁令”的州法律（Texas Heartbeat Act），禁止在怀孕约六周后的堕胎行为，并规定公民可对涉嫌支持堕胎者提起民事诉讼。拜登政府对此反应强烈，美国司法部就此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但败诉。受此“激励”，其他红州陆续推出更严格的限制或禁止堕胎的法律或法案。

两党在上述以及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重要议题上的对立和持续恶斗，无疑向下会传导至普通民众，向上则传导至美国府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尤其是过去数年，特朗普和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充分利用掌控国会和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成功地把三名高度认可共和党政策和主张的保守派法官送入该院，形成保守派对自由派法官6比3的绝对数量优势，这是此次“自我否定”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基础。

当6月24日的新裁决出炉后，两党的反应冰火两重天。拜登和众议长佩洛西、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齐声反对，当天还有10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不少蓝州州长喊话红州女性，欢迎她们“来蓝州”。亚马逊、星巴克、迪士尼等一些著名大企业迅速公开表示，将为那些受到该判决影响但需要跨州堕胎的员工报销旅行费用。然而，从特朗普到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则大声欢呼“这是历史性的胜利”。十个州在第一时间就激活了限制或禁止堕胎的法令。

新裁决的五大影响

一、美国“司法独立”沦为政党恶斗工具

二、加剧共和党内“谁更保守和激进”的竞争

三、美国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国内团结更加难以实现

四、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五、美国在国际道义上严重失分

影响之一，就是美国“司法独立”沦为政党恶斗工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司法体系已经出现并进一步朝政治化、党派化的方向发展，美国的“三权分立”或加速向两党对峙方向演变，引以为傲的所谓“司法独立”在两党恶斗中不仅更难“独善其身”，而且也使美国内部缺少了一个能调和纷争和缓解各方矛盾的有效且权威的空间和机构。特朗普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后，自由派和民主党焦急万分，为此有人提出要改革最高法院并增加法官席位。这次判决结果出炉后，民主党人就发出了斗争号令，扬言“要开始一场战斗”。或许正如保守派历经半个世纪终于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结果一样，民主党和自由派也由此更坚定了改革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心。这将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被彻底卷入两党之争。同样是在过去一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通过一个新党纲，除拒绝承认拜登当选的合法性外，更提出要在该州推动“独立公投”，美国是否会再次发生“内战”的疑问在近些年里被不断提起。

影响之二，加剧共和党内“谁更保守和激进”的竞争。受此次判决“鼓励”，红州州长们、特别是那些期待在未来冲击白宫宝座的州长们，或在推行右翼保守政策道路上出现“谁更保守、谁的步伐迈的更大更快”的竞争，从而进一步加速共和党的保守化和右转。这是当前美国主流舆论极为担心的一种情形，民主党人无疑会对此展开猛烈反击，从而加剧红蓝州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已在特朗普任内“领教”过一个极端的共和党执政的危害，若共和党确实持续朝此方向演进，不仅会让美国国内更担心，其对世界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影响之三，美国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国内团结更加难以实现。美国在过去强调其整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党能相互妥协并达成折中路线。但是今后，“一个美国，两个国家”的情形会日益明显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对普通民众而言，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相互认知趋向极端。拜登把推动美国“重新团结”“重回正轨”“重返世界”作为执政目标，尤其想弥合国内鸿沟，实现两党团结，为此延续对华战略遏压政策，借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祭出狠招杀招。两党虽然正在强硬对待中俄的问题上有共识，但共识效应并未能溢出到国内其他政策议题上。若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丢失国会一院甚至两院控制权，拜登要美国“重新团结”“重回正轨”的目标注定将无果而终，一个更分裂和不断“换轨”的美国会成为常态。

影响之四，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此次裁决之前，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通胀，汽油、租金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等问题，对拜登政府怨声载道，一度导致民主党选民在各地党内初选中投票率不高。特朗普虽然把这次裁决视作其成功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功劳和结果，但私下却担心这将会对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郊区女性们可能会因此支持民主党”。美国舆论认为，堕胎权之争将成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

影响之五，美国在国际道义上严重失分，特别是美国一直标榜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女性权利”等会受到更多检视。裁决导致美国不少地方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甚至是暴力打砸和纵火等骚乱事件。国际社会也反应极其负面，英国、加拿大、法国等重要盟国对裁决结果反应强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甚至向美国有堕胎需求的女性民众喊话，欢迎她们到加拿大去，美国国内又一次出现“搬到加拿大”的声浪。法国则据称考虑要把堕胎权写入宪法。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也严厉批评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都让美国舆论认为美国在西方世界已因此而俨然成为“异类”，这对一直自我标榜“人权卫士”的美国而言无疑极为尴尬。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