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常被描述为两种传统的交织。一是自由主义，是带有高度道义色彩的“传教士式”传统；一是现实主义，即从实力和权力平衡出发，强调拳头和肌肉比拼。从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看，似乎也印证了上述传统。3月中旬，美国白宫发言人针对中国对俄政策说，中俄经济加起来仅占世界25%，而G7则占50%以上。这似乎代表现实主义传统。

3月26日，美国总统在波兰演讲说，乌克兰战事让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竞争进入新局面。这似乎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现。同样，历史上的美国外交也常以此参照系解读，尼克松-基辛格被称为是现实主义外交大师，而以批评苏联“邪恶帝国”出名的里根总统则被视为以右翼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外交信奉者。笔者认为，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双传统的框架来评价美国外交，无论从知识上还是政策上都有误导性，美国外交最大资产是务实主义，而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取决于务实精神的回归。

首先，美国外交发扬务实主义精神曾为国际关系发展做出过历史性贡献。

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倡议下建立的联合国为之后大量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基本框架。尽管冷战对立中国际关系极度紧张，但联合国成员国从最初51个增加到了冷战末期的近160个。可以说，联合国体系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领导下国际政治组织形式质变的实现。而这正是美国实事求是地看清了过去国际政治基本上依靠几个欧洲大国主导的危险性，看清了战后去殖民化和世界多元性的现实。它体现了顺应国际政治民主化历史潮流的务实主义。

第二，美国外交最成功的时刻往往是最大限度地坚持务实主义之时，而失败则往往是教条主义横行之际。

尼克松访华在越南战争陷入泥潭背景下发生，也是美国反思用教条主义看待战后亚洲国际关系这一错误的开始。中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开始的“谁丢了中国”讨论导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使美国对战后亚洲国际关系的认识框架教条主义化。

基于亚洲国家都将共产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自由主义教条，加上对自身军事实力高度迷信的现实主义教条，美国在亚洲参与两场热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成为僵局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教条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教条）看待亚洲战后民族国家建设的内生动态。尼克松访华的真正意义在于求同存异，是高度务实主义战胜了教条主义的狂热，推动了国际社会和亚洲地区朝着融合与和平方向发展。

第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解决美国具体的外交问题帮助不大，务实主义才能带来外交突破。

美苏冷战时代的军控裁军谈判按照自由主义逻辑根本不可能发生；而现实主义逻辑认为双方都会为获得相对优势而撒谎，不可能建立信任。然而里根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聚焦美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即如何解决美国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上过度扩张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务实主义才让美苏领导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才会有全球战略平衡关系，军控和裁军才成为时代主流，冷战才会和平结束。

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不少专家用自由主义传统来解释美国价值观外交的强化（例如召开民主峰会等），还有的则用现实主义来解读美国通过强化欧亚同盟网络确保力量平衡（例如强化北约、推进印太战略等）。

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自由还是现实的教条主义都无法保持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稳定。3月中旬中美首脑视频会晤上，拜登总统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这正是务实主义精神体现。美国内政外交最终都将回到务实主义传统，这部分也源于美国社会建立在大量移民的多样性上，而一个具有多元世界观的务实外交也会为国际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