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拜登政府做出了激烈反应，一系列制裁轮番而至。拜登的危机处理政策使其支持率获得小幅反弹，然而，共和党人对他的攻击没有停下脚步。对此，拜登没有正面回击，这既反映出他对乌克兰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的担忧，也反映出他希望尽量避免事态向美国国内政治蔓延的心理。不过，这种蔓延事实上正在发生，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塑”已是“肉眼可见”。

“文化战争”再度掀起

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发表了他任内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他花了五分之一的时间谈论乌克兰危机，对自己应对危机所展示的“领导力”自吹自擂。拜登大谈所谓“自由世界”的团结，潜台词是“捍卫民主”。拜登自2019年竞选总统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内民主正面临威胁”，乌克兰危机给了他向美国民众特别是其选民强化这种认知的机会。于是，拜登刻意把乌克兰危机与“捍卫民主”这个美国在特定历史时刻最能煽动政客和民众情绪的价值观联系起来。

与此截然相反，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派极右翼势力认为，民主党正把乌克兰当作打击俄总统普京和攻击特朗普的“政治工具”。早在2020年大选前夕，许多美极右翼人士就宣称，自由派正在煽动一场针对俄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颜色革命”。他们把自由派描绘成“邪恶的阴谋集团”，普京则是“无辜受害者”。

这种态度在本次乌克兰危机期间得到更直接的表现：特朗普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面对媒体不由自主地称赞普京宣布乌克兰东部两地区“独立”是“天才之举”；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先是称乌克兰“不是民主国家”，而是“美国国务院的附庸国”，后又在乌克兰境内美国资助开展的军事生物研究被俄方揭露后，称美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撒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个“推动‘觉醒’（woke）意识形态”的“暴徒”，特朗普曾经的“国师”史蒂夫·班农则更进一步称“俄罗斯人——尤其是他们的超级男子汉领导人——在反对‘觉醒左翼’（woke left）的战争中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总而言之，美国保守派的统一观点是，“觉醒”的民主党人应当对眼前这场危机负责，他们有意把乌克兰危机演化成与自由派斗争的一场“文化战争”。极右翼口中的“觉醒”一词最早出现在特朗普时期席卷美国和欧洲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里，起初是在黑人提醒自己的同种族兄弟姐妹们对白人警察保持警觉时使用的，后来演变成对以社会正义政治和“批判种族理论”为核心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总括。极右翼则使用这个词讽刺、诋毁左翼文化。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极右翼不断炒作所谓“觉醒政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曾把社会主义者和拜登支持者统称为“觉醒乌托邦主义者”（Woketopian）。佛州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甚至把民主党人和“觉醒左翼”看作“比美国内战、二战和冷战期间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可以认为，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等人更希望把乌克兰危机变成一场可以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注入国内政治话题的“文化战争”，并使其成为挥向拜登及美国左翼的“大棒”。

塑造府会外交决策博弈新模式

俄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美联合其西方盟友对俄施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和文化制裁。拜登出台的一系列对俄强硬措施甚至博得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令人回想起美国的一句政治俗语“党争不过海”（politics stop at the water’s edge），也即，两党可以在国内政治上争斗不休，但必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配合总统的决定和行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将俄排除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结算系统（SWIFT），到对俄能源产品实施禁运，再到呼吁取消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拜登政府都是在被国会“牵着走”，从而使人们看到一种新的府会外交决策博弈模式正在形成。以往曾有研究表明，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甘于放弃自己的职权去迁就总统，且经常允许总统在海外从事未经国会授权的行动。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得总统的外交政策权力空前增长。但这次乌克兰危机却出现了全然相反的局面，不是国会为了迎合总统的外交决策权威而主动寻求合作，而是总统为了保存外交决策权威的“颜面”不去迎合国会。

举例来说，拜登政府起初一直不情愿将制裁延伸至石油领域，担心实施对俄石油进口禁令会导致天然气价格飙升，进一步推高通胀，甚至引发经济衰退。但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升级，国会两党反俄鹰派的相关呼声越来越高。共和党人希望将石油制裁法案扩大化，使其包括一项暂停俄PNTR地位的条款，且该条款得到了国会两党领袖的支持。为了保全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特权，同时使美国的行动与盟友保持一致，拜登的态度不得不180度大转弯，直接宣布对俄石油进口禁令，后又宣布将与七国集团和欧盟一道呼吁取消俄PNTR地位（取消PNTR地位需美国会立法通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希望避免两党就石油禁令立法陷入旷日持久的辩论，因为这可能会使法案纳入更多不利于拜登政府的条款，进一步在外交上束缚其手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避免潜在的尴尬，即，国会议员们先通过制裁法案，然后提交给拜登签署，逼迫他对俄出手，从而给选民留下“国会比拜登政府更强硬”的印象。

事实上，国会一直都在制裁立法中表现相当积极，因为制裁立法是国会为数不多可以直接参与国际事务的手段。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制裁法案，“越来越用力地限制总统的自由裁量权”。据笔者统计，自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截至3月15日，美国会参众两院已提出60余份对俄制裁法案，其中经济方面有，禁止进口俄能源、对在俄以实物或电子方式销售黄金的个人实施制裁、防止俄寡头隐匿资产、制裁俄国有企业，等等；金融方面有，禁止美机构投资俄证券、禁止交换俄持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交易，等等；外交方面有，要求取消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似乎看到了美府会博弈的新规律，以至于他在3月16日向美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讲时明确宣称乌克兰正在从事“一场为民主事业而战的战斗”。泽连斯基这样讲，显然是希望借美国国会之手，向拜登政府施加更大的道德压力，迫其提供更多实质性军事援助并进行直接干预。

中期选举亦受影响

拜登的乌克兰政策成功与否，不可能仅在实施几周后就有结论，但至少目前看，拜登的首个国情咨文演讲发表后，不少民意调查表明，其一直低迷的支持率出现了温和反弹。不过，从现在起到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乌克兰危机的走势究竟将加强还是逆转拜登及民主党略有改善的政治处境，仍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聚旗效应”不明显。“聚旗效应”是指在某些条件下，比如美国遭遇重大袭击，美国选民会在外交政策危机期间摆脱党派忠诚属性选择支持总统。不过有研究发现，每逢危机时刻，与民主党人在危机时刻支持共和党总统相比，共和党人不太愿意支持民主党总统。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的大部分民调印证了，拜登支持率获得的小幅反弹主要归功于民主党选民的回归，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支持并没有增加。如果乌克兰危机继续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拜登的支持率更不可能上升太多。

二是经济承压明显。俄乌冲突实际上是在军事、经济两个“平行战场”上同时进行的。美西方将俄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势必在国际上产生剧烈反响，对美国经济也会造成冲击。例如，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使本已痛苦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今年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7.9%，为近30年来最快增速。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俄乌冲突的实际影响不断显现，美国选民对通胀的关注将更加突出。拜登将价格上涨称作“普京的涨价”，企图转移民众视线，共和党人则把通胀和汽油价格上涨明确归咎于拜登和民主党人的“无能”。如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处于高位，将进一步损害拜登的执政地位。

三是乌克兰裔选民态度游移。乌克兰危机的走势及美国两党的处理表现对美国内的乌克兰裔选民投票倾向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约有八万乌克兰裔美国人生活在俄亥俄这个关键摇摆洲。该州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是参议院“乌克兰连线”联席主席，但波特曼已决定退休，使得俄州今年将面临一场关键的参议员竞选。传统上看，乌克兰裔选民是“里根式共和党人”，在国防、反社会主义和支持小政府方面立场坚定。但这次共和党参选的候选人（约什·曼德尔、J·D·万斯等）都是特朗普式的右翼孤立主义派。万斯曾抨击拜登“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我不在乎的国家身上，却无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全面的战区”。他的这种观点大加散播，会使当地乌克兰裔选民疏远共和党。拜登政府能否抓住乌克兰裔选民对孤立主义共和党人的厌恶心理，提出更迎合他们诉求的乌克兰政策，从而帮助民主党在参议院席位的竞争中赢得俄亥俄州，值得关注。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