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很少有国家置身事外。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开放，而世界市场开放的基础是国家市场的开放。国家市场开放首先取决于政府、企业、个人对市场开放的认同，即认同通过开放可以获益。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推动开放的措施，参与推动市场开放的合作机制；企业、个人利用开放的环境从事经营与其他跨国活动。

在开放发展战略定位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助推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扩大开放有着高度的认同。然而近年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势力和行动突然涌现。于是，对于全球化的议论、讨论也就热了起来，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

究竟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发展？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全球化。概括地说，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各国支持并且积极参与对外开放，这包括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进行多样的内外交往活动，从而使得经济的发展与外部市场紧密联结；二是各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市场的开放议程，在多边和区域开放框架下，各国构建基于规则的相互联结；三是公司企业以开放的世界市场为平台，进行国际化经营（包括资金、生产和人员流动等），构建分工链、供应链与互联网络。显然，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的经济社会活动相互联结、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

在聚拢的开放因素推动下，全球化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想导向下的全球化进行反思，出现了“反华尔街运动”，提出了全球化导致“1%与99%”两极化的问题，即1%的人控制了世界99%财富，华尔街被作为1%的象征。

自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并且引发对发展安全的反思，加上经济安全的政治化等概念的发展，使得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引发认知、政策和行动上的转变，使得全球化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在这一阶段全球化暴露的问题主要如下。

其一，失衡问题。国家间、地区间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相互依赖、对外开放、产业链和供应链有利于分工和参与，有利于经济效益和增长。但是，过度分解、过度外移会导致失衡。如，大量外移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产业外移出去后，如果没有新的产业替代，则会导致原有的产业带衰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是必要的，但需要有产业政策支持，推动新产业发展，填补“空心”。如果传统产业转移后没有替补更新，那些地区就可能成为衰落的“铁锈地带”，那里反全球化的声音就大。

其二，发展的安全问题。从经济效益上讲，供应链越长越好，因为精细分工会提高效率。但疫情下各国采取的封堵措施，使得原来运转良好的供应链产生断裂，出现了断供问题。这种情况下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汽车行业、电子产品，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最为细化。在此情况下，企业、政府开始反思，不能一切都依靠外部，要在紧急情况下具备基本供给保障能力，特别是要有基础与核心保障。为此，企业、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相应政策。像美国，把供给安全政治化，开始对中国的供应链参与、高科技参与采取脱钩政策。总的来看，各国政府、企业、个人都对总体发展安全、经营安全和就业安全给予更大的关注。

其三，财富的“极化”问题。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大者得势，能者胜出。因此，财富向大者、能者集中。全球化越发展，财富积累的两极化越严重。因此，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也就越强烈。如前所述，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在美国出现了反“华尔街运动”，大批群众冲向华尔街，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反全球化的势力也急剧增加。

在上述背景下，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但全球化不会死亡，开放、分工、供应链等，这些都不会终止，新科技还会助推新的全球化发展。新全球化的趋势有如下几个特点。

在政策层面，政府会更加重视本国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降低重要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加大对产业回归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要素流出，如核心科技、国计民生关键产业。同时，在法律法规层面增强监控和限制力度。许多国家都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与批准法规，限制外资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严防外资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以低价购买本国企业。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义”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不过，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宣称要对外关闭大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是限制对手的竞争能力，毕竟美国只有依靠世界市场才可以获得最大利益。

在经营战略层面，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为此，企业可能会缩短供应链环节，力求掌握核心环节；为降低运营成本，可能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但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会更加重视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不会退缩到国内。相反，它们会利用掌握的新技术构建基于世界市场的大网络，把更多的企业纳入物联网之中。

在社会层面，公民对政府的诉求压力增大，要求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保证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等。不过，也有更多的公众依靠更加开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获得更大、更好的就业与发展空间。因此，尽管原来的自由主义将失势，但是全球化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极端的排外主义势力难以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理论与舆论已经转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尽管如此，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作为一个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可调、可控、可变，但不可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缩到封闭的所谓“部落社会”。比如，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回归，但不可能强制企业都回归。在现实中，为数众多的企业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赖当地市场与要素资源生存的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总会过去，有关后疫情政策、经营战略与公民意识的思考、讨论、辩论和调整将会继续，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有关全球化的反思和调整也还会继续。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悲情、悲观和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占上风，但疫情过后，回到正常状态，更为平衡、理性与睿智的意志和行动会逐步回归主流。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灾都会给人类提供教训，让人类变得更为理性与富有智慧，推动进步，而不是后退，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发展而言，新一波浪潮已经到场，可称为网络、数字全球化，即以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的全球化新进程。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是在经济领域，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联动性也很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政治、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从大趋势来分析，新型全球化的突出特点如下。其一，嵌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大网络技术，构建空间物联网，打破传统国家边界限制，形成空间链接，大网络框架下多要素融合。由此，超越现有的供应链模式，中小公司、个人被融合到空间网络体系之中。其二，市场开放与均衡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改变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唯开放”方式，各国更关注全球化下国际财富积累与国内社会经济平衡，国家整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新型全球化是走向更加均衡的全球化。其三，现行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与平台将会根据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特别是要适应新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为新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便利。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也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干预主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把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共享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必须在新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构建新的开放体系，在维护多边体系基础的前提下，推动改革，适应新的变化，推动大型区域开放安排，以区域安排新规则推动全球规则进步。比如，中国主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和规则与自身的体制对接。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其中，战略对抗性与制度竞争性大大增强，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战略、经济与安全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下降，但在重要的领域还是重要的主导、导向与引领者。因此，美国还是影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需要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把握好应对、斗争与合作的平衡，以维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可持续外部环境。

每个国家都有符合国情的特色治理方式，但是，特色不是另搞一套，不是另起炉灶，必须与大趋势、大结构和通行规则相容，要能与其他的市场机制与规则对接。中国是一个大国，与一般的国家不同，任何大的变动都会对外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国，特别是大国对中国的政策往往包括复杂的因素，既有利用中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考虑，也有应对中国、“规范中国”，与中国开展竞争的考虑。中国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和推动新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大环境。对此，中国需要审时度势，保持审慎、智慧与自信的定力，减少冲突和对抗，增加理解与合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