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过去半个世纪来中日关系也伴随国际关系和两国国内的动态变化而演变。进入新世纪，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的相互不信任反而日益增加。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双方首脑互访恢复，2019年中日领导人宣布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期中日两国通过相互捐赠救灾物资展现了两国社会之间民意感情的改善，中日关系似乎开始在走出相互不信任状况。然而，2020年中开始，两国关系再次出现大幅度的漂流和后退。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3月召开美印日澳四国峰会，4月日本首相访美提及日美同盟强化和台湾问题，东京电力排放核电站污水问题等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2021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和秋天的岸田新首相当选为中日关系转圜带来了不少期待，但年末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在台湾问题上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震动，中日关系的漂流和后退似乎进一步在发展。

202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秋天中国将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在中日美三国上述重要的政治外交日程密集的年份，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引人注目。距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中日关系还能否遏止漂流，抓住50年大庆的历史时机改善关系？不少专家提出中日关系需要在军事危机管控上加大努力，这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2022年中日关系能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为重要的是管控相互认知的风险。

日本需要改变以威慑力为基础的对华安保观

近年来，关于安全保障的日本政要发言和媒体话语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就是“威慑力”（deterrence）。2021年10月自民党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就提出要强化威慑力。日美同盟强化以及日本自身防卫力量的增加的目的也都是以强化威慑力为理由。而这个威慑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主要理由是中国过去30年军事力量增加极其迅速，中日围绕领土争端，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恶化影响。这种威慑为基础的对华安保观认为为了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需要有强大的威慑力，因为威慑力弱小的话会引发对方使用武力的诱因。

在安全保障中，威慑力一直以来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有其一定合理性，然而问题在于冷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过度依赖威慑力的安保认知是以设定“假想敌”为前提的，这样不仅不会获得国家安全，还会导致误认知轮番升级，国际关系恶化，最后引发集体不安全的悖论结果。

古巴危机之前，美苏两国笃信军事威慑可以带来恐怖的平衡从而实现冷和平，因此双方对于了解对方的意图和认知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只要军事力量上能够达到平衡就可以遏制对方动武的念头。然而古巴危机将人类推向核战争和整体毁灭边缘，让美苏两国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威慑不仅不能维持和平，还很可能诱发互相毁灭的战争。从那之后，美苏两国开始进行战略、军控、裁军等一系列的安全保障对话，这实际上就是对冷战前期的威慑力一边倒的安全保障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日本上述以威慑力为基础的对华安保认知的逻辑起点在于将中国设定为“既定假想敌”，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朝着这个方面积极做相应的军事准备和发展政治话语，而且会极大削减通过对话共同建构相互认知的政治意愿。威慑力究竟是不是有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验证的事情，而过度强调威慑效率的一方往往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套用对方的思考，将对方的行为解释为威慑起作用或者威慑还不够，结果都是要继续进一步强化威慑力。

中国对日认知要避免过早定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似乎比美国跳得还高，在美国对中国“新冷战”中积极配合，无论是军事上强化日美双边军事同盟还是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同盟网络化，还是在经济安全保障上助力美国对华脱钩以及人权问题上的追随。过去两年时间可以说中国越来越认为日本不仅是应为美国对华政策影响而扭转之前的积极对华政策，而且开始认为日本真实的意图就是要遏制中国，只不过在中美对抗的情况下显露本质而已。换言之，中国认为日本是反华急先锋的认知正在成为主流。笔者认为中国出现上述对日认知并不奇怪，各种信息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日本的敌意，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冷静分析看到日本对华战略并没有真正成型，尚处于变动期，不能说反华抗华已经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主流认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需要有战略耐心，在积极戒备的同时保持认知上的灵活性，避免因为过早做出结论式的认知，这不仅是为了中日关系得发展，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心舞台进程中重要的战略认知历练。

笔者认为，日本对华战略认知可以说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说主要有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可能，日本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他们以这种战略认知为基础来看待中国，既然是中美长期新冷战，那么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因此需要在台湾，东海南海，人权，经济方面全面配合美国的对华大战略。第二股力量是认为中美对抗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的危险，这样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盟国不可能不被卷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需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一个“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日本这种要做国际关系中的东西桥梁的定位从战后来说一直是政治主流，只不过在冷战后更加右翼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使得日本对外政策上的倾向上过度倾斜美国。从岸田文雄首相的政治倾向来看，在内政上提出新资本主义，分配和增长的同步等恢复中道政治似乎是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继承自民党从吉田茂以来的宏池会的传统走发挥沟通桥梁来展示日本国际存在感的意愿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究竟是要朝着“新冷战的桥头堡”还是朝着“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的方向演进，可以说日本正处于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对此，中国需要冷静观察，未雨绸缪，既保持高度警惕，又不过早下结论，适当发挥主动性为中日关系发展谋势和创机。一个崛起的中国有这样的自信，也有这样的实力。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副教授，本文由作者授权于《海外看世界》独家首发，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