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逆势增多

2021年，非洲共发生五次政变，马里、几内亚、苏丹各发生一次成功夺权政变，尼日尔和苏丹分别发生一次未遂政变。乍得总统代比阵亡后，军方任命其子穆罕默德·代比为新总统并领导军事过渡委员会，也被反对党指责为“军事政变”。政变曾是非洲国家权力更迭的主要方式，据相关研究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非洲共发生了200多次政变，其中约一半成功夺权。2000年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前身）通过《洛美宣言》，规定任何“违宪更换政府”的成员国将被暂停资格。之后，非洲政变一度趋于减少，由前40年（1960年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四次，下降到后20年（2001年至2019年）的平均每年两次左右。但2021年初迄今，非洲发生的政变和未遂政变次数明显高于此前的平均水平。非洲政变“卷土重来”的原因，从内部看，疫情难控、经济低迷、治安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加重；从外部看，外部对马里、几内亚等国政变仅口头谴责，几乎未实施制裁。国际危机组织专家认为，西方的默许为军政权制造了有利氛围，可能在非洲带来“示范”效应。

新老危机多点并发

一方面，地区大国成为“震中”。2021年，埃塞俄比亚、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政治与安全形势出现恶化。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非洲“政治心脏”的埃塞陷入内战已逾一年，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美英法等多国撤侨。埃塞内战愈演愈烈，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部族矛盾难解。埃塞有80多个部族，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和提格雷族纷争不断，历史积怨较深。“提人阵”执政时期（1991～2018年）实行的以部族划区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和现总理阿比推行的中央集权均导致部族矛盾激化，地方分离势力四起。二是交战双方立场强硬，均拒绝停火和对话。三是外部势力强力干预。美国和欧盟借提格雷人道主义危机批评阿比“侵犯人权”，中断对埃塞的援助并实施制裁。鉴于各方立场难以调和，埃塞内战有扩大化、长期化趋势。2021年南非多地因前总统祖马入狱，引发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最严重的骚乱，造成多人死伤。骚乱是南非部族、党派、阶层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此外，新冠疫情也加剧了南非经济社会矛盾，2021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32.6%，贫困人口激增。尼日利亚面临极端组织袭击、牧民与农民冲突、分离运动、有组织犯罪等多重挑战，全国范围内杀戮、绑架、抢劫事件频繁发生，社会治安严重失序。尼总统布哈里在重压之下寻求国际援助与合作，2021年4月要求美军非洲司令部从德国迁往非洲。

另一方面，安全痼疾持续发酵。作为“非洲动荡之弧”的萨赫勒地区局势加速恶化，马里接连两次政变，乍得总统和叛军交战阵亡。在中部非洲，中非共和国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持续，已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有所恶化，盘踞当地近30年的非法武装暴力活动十分活跃，导致该地区出现新的难民潮。在西非，几内亚湾仍然是全球海盗劫船和绑架活动的高发地区。据国际海事局报告，2021年1～9月，几内亚湾海盗事件约占全球30%。在东非，埃塞、埃及和苏丹围绕尼罗河水资源的地缘博弈加剧。复兴大坝争端成为埃塞和东非地区稳定的重要威胁。南苏丹尽管于2020年2月成立了过渡联合政府并确定了基尔总统与前最大反对派领导人马沙尔分享权力，但2021年该国安全局势仍然动荡不宁。

与此同时，2021年非洲经济复苏乏力，贫困人口增多，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诱发社会动荡和冲突。一是社会抗议增多。2021年，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多国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塞内加尔等国出现多年来罕见的社会骚乱。二是治安形势普遍恶化，多国绑架、抢劫、袭击等恶性案件频发。南非放宽封锁限制后犯罪率急速升高。尼日利亚多个州接连发生针对外国和当地公民的武装绑架和袭击事件。此外，乌干达、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等国治安形势也出现恶化。

极端势力乘机坐大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混乱和发展受阻，在非洲加速拓展势力，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暴恐烈度增强。2021年以来，非洲重特大暴恐事件多发，3月21日，尼日尔西部塔瓦大区多个村庄遇袭，137名平民死亡。5月30日，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两村庄遭袭，至少55人丧生。6月4日，布基纳法索北部萨赫勒大区一村庄发生恐袭，造成超过160人死亡，这是2015年以来在该国发生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二是袭击数量增加。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ACLED）项目的统计分析，预计2021年非洲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暴力事件至少达5110起，比2020年创纪录的4956起增加3%。三是地理范围扩大。此前非洲极端组织活动主要在萨赫勒中部、索马里、乍得湖盆地和北非地区，但2021年向西非沿海、中部非洲和东南非进一步拓展，如贝宁首次发生暴恐袭击事件，乌干达接连发生爆炸袭击，向来稳定的莫桑比克也沦为非洲新暴恐基地。四是“伊斯兰国”加紧渗透。联合国反恐负责人沃隆科夫指出，2021年初“伊斯兰国”的分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已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杀害数百名平民，“伊斯兰国中非省”在中部非洲尤其是莫桑比克的扩张将对地区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疫情、恐情、社情叠加下日益复杂严峻的政治安全形势，2021年非洲国家领导人将安全问题作为主要关切，加大了合力应对的力度。在东南非，在2021年6月召开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特别峰会上，南共体16国元首批准向莫桑比克派遣南共体待命部队。在中部非洲，11月30日刚果（金）与乌干达军队发起联合军事行动，旨在打击刚东部叛军“民主同盟军”。此外，卢旺达、喀麦隆相继派遣军队支持中非共和国政府，打击该国反政府武装。在西非，地区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对政变多发十分担忧，多次宣布制裁措施，以促使马里和几内亚恢复宪法秩序。在东非，地区国家和组织积极展开斡旋，谋求在埃塞俄比亚实现停火。

经济危中有机

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对外依存度高，疫情对外贸与物流冲击巨大，2021年非洲经济复苏相对缓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1年经济同比增长3.7%，低于发达经济体的5.2%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6.4%。同时，非洲次区域经济表现不一。据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东非和北非国家经济多元化水平较高，发展韧性较强，其经济增长都在4%以上。西非国家多数依赖资源出口，经济表现不佳，2021年仅同比增长2.8%，西非经济的“领头羊”尼日利亚经济增长仅为2.6%。南部非洲矿业、农业等地区支柱产业恢复较快，各国平均增长达3.2%，南非在2021年经济增长预计可达5%。

在疫情冲击下，长期困扰非洲的经济痼疾更加凸显。一是财政预算十分紧张。非洲国家政府财政创收手段有限，疫情暴发以来，非洲国家出口收入、税收、侨汇等均大幅下降，政府帮扶中小企业、实施社会救济和刺激经济所能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据世行统计，自2020年1月以来，非洲国家刺激经济恢复的财政预算平均仅占GDP的2.8%，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分别为17.3%和4.1%。二是债务问题依旧严峻。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非洲债务，并采取行动减缓其债务负担，但非洲国家公共债务依然高企。2021年平均水平估计维持在56.6%左右，较2020年的65%有所改善，不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据IMF统计，超半数的非洲低收入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或者处于债务高风险之中。三是社会不平等加剧。据非洲开发银行数据，2020年疫情已经导致约3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将约有3900万人口陷入贫困。同时，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2021年以来非洲面临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压力，导致该地区总体通胀上行风险加剧。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非洲国家采取多项措施，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南非、尼日利亚等高度依赖资源能源出口的国家加快经济转型，启动再工业化和能源改革计划，以改变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脆弱性，刺激经济更快复苏。二是持续推进数字化。疫情下，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移动支付等新经济业态在非洲蓬勃发展，为遭受疫情打击的传统行业提供了新发展机遇。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非洲各国也在加紧完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并将发展数字经济纳入国家长期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将有望成为非洲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也将带动非洲海运市场的发展。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如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实施顺利，并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到2030年，非洲船舶货运量将从现在的5800万吨/年跃升至1.32亿吨/年。在全球海运加速复苏的背景下，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将提升非洲海运的效率，进一步释放非洲贸易和运输的潜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