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素有“大西洋优先”的传统。1941年初，美英两国军方通过《ABC-1参谋协定》正式确立“先欧后亚、先德后日”的战略总则。这一地缘战略思维定式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然而，近十余年来，大国实力的消长、美国对“外部威胁”研判及美国国内矛盾的演化，共同导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东转移。从大历史的角度梳理二战以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规律，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美对华政策转变的实质。

“铁幕”的降临和“先欧后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作为近代世界传统中心的欧洲走向衰落，其权势向两翼转移，美苏则凭借“地理位置和幅员与巨大的军事供应潜力的结合”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两强对抗的焦点却依然锚定于分裂的欧洲。

战后初期，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将美国、英国、“莱茵河谷国家”（法国和德国）、俄罗斯、日本列为美国必须控制的“关键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具备重要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与之相对应，美国的头号对手苏联，其人口主体和工业基础也在欧洲，欧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大阵营对垒的主战场。

在1947年至1949年间，美苏冷战格局基本形成，此间最具标志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几乎全部发生在欧洲：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1949年5月西德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成立、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以及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如果说乔治·凯南的“X电报”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规划蓝图，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的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然降临”的“铁幕”演说则从地缘政治角度勾勒出战后美苏的势力范围及其对抗前沿，亦即美国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重心之所在。冷战期间，虽然美苏在欧洲以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甚至血腥的争夺，但没有改变美国将主要战略资源投入欧洲抗苏前沿的既定方针，也没有动摇北约作为美国首要的军事同盟框架的地位。

30年过渡：反恐战争和战略收缩

如果把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21年的30年贴上“后冷战时代”的标签，可将这个时期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十年”。

在“战胜”苏联后的最初十年里，美国缺乏能在体量上与之匹敌的新对手。但华盛顿战略界“寻觅敌人”的偏好仍促使美国不断在全球“发现对手”，如果没有，就制造一个。

于是，在这十年“敌人搜寻期”或曰“战略迷茫期”里，美国延续1980年代末对中国由意识形态冲突而引发的制裁和敌对，朝野上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出于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对自身实力和体制的绝对自信，美国认定中国终将步苏俄后尘，“中国崩溃论”在美不时泛起。“威胁论”与“崩溃论”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殊途同归，二者相互交织，将中国形塑为异质“他者”，亟待美国在制度上演变改造、在战略上防范打压。尽管在克林顿执政后期中美关系获得较大改善，但秉持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国被重新界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被贴上“战略竞争者”标签，直到9.11事件爆发。反恐战争倒逼美国形成了与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中亚各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刚需”，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强硬政策。由此，美国进入20年反恐战争—大中东战略阶段，针对中国的“再平衡”需要被推迟十多年。

2001年末，美国在阿富汗以极低代价取得军事胜利并扶植起新政权。但军事上的“速胜”也造成美国此后的草率和冒进，形成了过度扩张的局面。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于2003年3月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此举实质上标志着美国“中东地缘—霸权战争”的开启。然而，随着美国军事打击重点西移，阿富汗局势出现反复，迫使奥巴马于2009年宣布向阿增兵。

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年后，美国于2004年6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提出“大中东战略”，旨在对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诸国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以“扩展民主”，重塑地区秩序，最终确保美国的安全与霸权。这不仅是地理范畴、实施手段等技术层面的演变，更是一种本质上的蜕变，引发复杂的战略后果。

在目标指向层面，“大中东战略”事实上放弃了反恐战争的主旨，而是裹挟着所谓“文明冲突”的千年历史记忆，以及冷战以来所谓“民主国家对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宏观叙事，谋求对中东各国实施改造。此举将该地区众多国家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奥巴马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冲动进一步压倒了精打细算的势力均衡考量，“阿拉伯之春”兴风作浪，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原本中立或亲美或已经放弃反美政策的政权一一摧毁。此后中东诸国要么陷入持久的战乱，要么在充分“听取民意”后走上更为激进的反美、反以色列道路，形成“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在实施手段层面，美国陆军深入中亚、南亚腹地，在阿富汗长期执行任务，本身就是一项高成本、高风险的作业，且是对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离岸平衡”为主要霸权护持手段的“海洋原则”的背离。过去即便在冷战高峰期深度卷入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战事之时，美国也从未将大量陆军长时间地派驻远离海岸线的内陆高原地区，打击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手段的“非对称敌手”。这种畸形的投入模式最终演变为美国的“战略梦魇”。

在大国关系层面，反恐战争伊始，包括中俄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给予同情和协作。普京甚至亲抵中亚国家，为美游说当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支持。然而，随着反恐战争蜕变为带有浓厚地缘政治和霸权主义色彩的“大中东战略”，中、俄、伊朗等国普遍感受到巨大压力，于是加紧抱团，并重估美方的意图和威胁。由此，美国不得不在缺乏国际合法性与实质支持的背景下，投入巨大资源到阿富汗和伊拉克，从而加速本国国力损耗与国内危机的到来。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两者间的强烈反差（加之后来升温的南海问题）给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以心理冲击。在“30年转型期”的最后十年，美国推出一系列旨在“再平衡”中国的战略举措，“印太战略”便是其最新版本。为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崛起，美国不得不从“民主的桥头堡”和“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收缩，耗资2.3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在发动20年后混乱收场。

“印太时代”：自我实现的预言？

特朗普2017年末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岘港非正式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拉开了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序幕。此后三年里，“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旗舰”概念不断被建构、实施和强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在两党、朝野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不仅全盘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更强化了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内涵，持续扩大加深。拜登政府继续激活由特朗普政府复兴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并将其与“五眼联盟”“民主十国”（D10）以及新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动，在“印太”区域内拉拢东盟、环孟加拉湾诸国，从“印太”区域外引入欧盟、北约等势力，宽领域、全方位围堵中国。

拜登在8月31日发表阿富汗战争终战演讲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正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多条战线上的挑战……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俄罗斯巴不得美国在阿富汗再陷十年。”此论虽有为美军“不辞而别”“硬脱阿”开脱的成分，但也明确道出美战略重心的转移方向。

“明线”与“暗线”

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美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美国对首要威胁的感知、研判与应对，“暗线”则是全球经济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的历史大势。

先说“明线”。冷战时期，美国以北约挟欧洲盟友在柏林墙与同样以欧为重的苏联对峙，双方在此维持着各自冷战的基本盘。在作为转型期的30年“后冷战时代”，第一个十年，美国挟冷战“胜利”之余威寻觅新的对手，一度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但这一逻辑被9.11事件打断，遂于第二个十年开启反恐战争。然而，阿富汗战争的“速胜”又激发出美国新保守主义决策层的意识形态冲动和虚妄的地缘政治野心。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标志着反恐战争正式蜕变为旨在掌控“大中东”、拓展全球霸权的地缘战争。进入第三个十年，美国面对难以克服的国内危机、中国的崛起以及自身国势的相对衰落，在继续打压俄罗斯并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延续“大中东战略”的同时，开启针对中国的“再平衡”，逐步进入对华战略竞争的“印太时代”。

再说“暗线”。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造就的发展奇迹是推动全球经济重心历史性“东移”的源动力，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进一步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察英、法、德、荷兰以及欧盟等域外大国新近推出的“印太战略”也可知，各方均已认定“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财富与经济增长的中心。这片西起东非、东抵太平洋深处、北起帕米尔高原、南达南极水域的辽阔区域，将取代欧陆、中东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