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基本上继承了美国的联盟传统，联盟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各种目标的重要手段，对拜登来说是强大的力量源泉，拜登还把它叫做力量倍增器。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非常重视盟友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3号通过的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特别强调联盟体系这个美国国家战略传统，承诺美国将加强和支持美国的盟友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集中盟友之间的集体力量促进共同的利益并阻止共同的威胁。但是拜登政府实际上也清楚，今天美国面临的世界与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讲说，美国还是原来的美国，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但实际上，美国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不是原来的世界。尤其是，今天美国面临的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一样，而且美中关系与过去美苏关系差异更大。所以，在联盟战略方面，美国也在探索制定新道路。

可以说联盟战略是美国的对外战略传统，而科技联盟在美国战后的历史中也经常以各种的方式体现出来。比方说，在冷战时期美国主导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主要是对苏联东欧阵营进行技术产品出口控制，从出口控制来说，这个联盟是做的相当不错，但是这个联盟也有漏洞，中间出现过东芝公司向苏联提供精密机床这个事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继续在这个领域有所着墨，主导建立了《瓦森纳协议》，相当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一种延续，只不过严密性要差一些，而且成员国之间的自主性也比较强，特别是俄罗斯等国家参加了这个协定，所以《瓦森纳协议》从出口控制来说比巴黎统筹委员会要松散，所以美国大概率也不会利用《瓦森纳协议》来构建今天的科技联盟。

拜登政府的科技联盟政策基本上是问题导向原则下的联盟产物。我把拜登时期的美国联盟战略叫做模块化联盟。美国的外交国安团队认识到，在今天这种大国竞争格局下，美国不可能再构建一个像北约那样全面的联盟，所以，在建立联盟关系时将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美国不会组建针对所有问题的一个庞大联盟，而是寻求针对个别问题的特设机构。而新兴技术联盟可以说在美国共识度非常高，今年年初美国人工智能国家间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美国应该领导一个新兴技术联盟，并建立一个多边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以提高美国作为全球新兴技术研究中心的地位。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道，发展和捍卫可信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基础设施。”所以，美国将建立以西方七国集团为核心的，同时容纳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和芬兰等其他一些国家的技术联盟，这个联盟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量，可能根据技术的发展把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企业纳入其中。

美国国会在这个领域同样也提出了自己的理念，美国国会议员推出的民主技术伙伴法案强调美国的政策是，领导建立由世界领先的技术民主国家组成的新的技术政策多边外交架构。这个理念被纳入到了今年6月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之中。此外，美国的科技联盟政策现在已经启动的是跨大西洋联盟体系，也就是由欧盟与美国在今年6月达成的建立欧盟—美国贸易技术委员会。今年9月30号，欧盟—美国贸易技术委员会在匹兹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一共建立了10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技术标准制定、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通信技术研发等。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把外国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作为工作重点，而且重点审核涉及到敏感技术和相关数据的安全问题。

拜登政府科技联盟战略核心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要引领国际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掌握未来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权在美国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标准制定权才能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获得更多的主导地位。拜登强调说，目前技术革命的方向、后果依然是不确定的，尤其是新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法律和规范的支配。所以，对于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现在还处在一个前置时期。所以，为了减少不确定性，美国决心在一定要把握制定信息技术标准以提高美国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并且一定要避免由中国和俄罗斯编写数字时代的竞争规则。

第二是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开始对美国的供应链进行审查。特别是针对半导体，美国的动作非常大，已经在白宫召开了三次半导体供应链相关方面的峰会，最近这次要求三星、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向美国提交关键数据。可以说，这个供应链的安全审核是科技联盟战略的一个重要内涵。这样的审核就是要确保关键技术、关键技术产品的供应是由美国、美国的盟友、最起码是伙伴国家来提供，而不能再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美国关键技术领域提供任何产品。

第三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把以下技术列为与盟友合作的重点，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5G、其他先进的无线联网技术、半导体制造、生物技术、生物识别技术以及光纤电缆等数字基础设施。第四是促进联盟成员在技术转让、投资筛选以及市场准入领域的协调。技术转让评估的核心在于数据的经验累积，因此通过科学的数据收集分析以提高科技联盟成员成员国以及公众对于中国所谓非法强制性技术转移这方面的认知，致力在联盟成员国之间塑造和固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无论是技术转让还是投资筛选，现在美国的动作非常大。美国计划同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展开合作，在可靠的数据收集分析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关于技术转让的经验知识库。在投资筛选方面，投资筛选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及其盟友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也就是说对于在华投资进行筛选，不仅筛选即将或者未来的投资，而且要筛选已经进行的投资，甚至将来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官员，专门审核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的技术产品，审核这些产品是否有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未来的技术领先地位，如果涉及到这些领域，那么就会被美国动员将企业转移到美国国内、美国盟友，最起码是转移到美国的伙伴国家。另外一个筛选是筛选中国对美投资。2018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做了很严格的投资筛选规定，导致中国在美投资难以进行。尤其是在美国的审查之下，一些中国在美投资被审查不合格，被迫撤资，一些已经进入后期的企业并购也被美国否决，所以最近几年中国对美投资实质是负增长，新的投资投不下去，原来的投资被撤了回来。通过这样的技术转让和投资筛选政策，美国把这种对中国的限制比作“小院高墙”。小院高墙就是通过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美国技术领先的技术进行审查，这些技术被称为一个小院子，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盟友对这些技术会提供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高墙，在这种小院高墙战略之下，美国对华技术脱钩比特朗普时期应该会更加精准。另外，美国还会以安全意识形态将竞争对手阻击在发达市场门槛之外，可以说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在美国两党都有反应，也就是把技术称为威权技术和民主技术。

美国的科技联盟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让中国面对一个以美国为首的更加庞大的和系统的技术霸权体系。百年未之大变局中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被各国领导人公认的会导致未来国际变局的一个重要的变量，所以打造技术霸权是美国维护霸权体系的一个核心支柱。而且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基本上是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的，所以科技联盟无疑是美国实现技术霸权最为快捷有效的手段。所以，这种技术联盟肯定会让中国面临一个更加庞大、更加系统的技术霸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既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包括了被纳入到其中的跨国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

第二是科技联盟主导的新兴技术治理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严峻，尤其是中国有可能会被排挤出全球创新体系以及新兴技术治理体系，可以说在美国这种科技联盟政策之下，尤其把科技意识形态化，让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更大一些，中国要极力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另外，美国主导的科技联盟还会排挤中国参与国际规则治理体系，这将导致各国的无法形成对于新兴技术治理的合力。实际上，新兴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技术难题，这些难题不是靠美国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靠西方技术联盟能解决的，需要中国、俄罗斯等国共同参与，但是如果这个科技联盟如果排挤中国的话，那么信息技术治理恐怕难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治理体系。

第三是部分中国技术企业被排挤出国际主流的市场供应链，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技术企业被排挤出国际发达市场供应链，这对于中国数字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同样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同时，技术联盟也会推动美国其他联盟模块的联动，导致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更加复杂。无论是跨大西洋联盟还是即将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都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所以，美国的联盟体系的复合性特征也非常明显，由科技联盟导致的美国其他联盟的联动效应现已经展现出来。

（作者为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文章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