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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和中国参与的路径选择
发表时间:2021-11-23 21:19 来源:国际网
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同时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切入:首先,应进一步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者的作用,对现有体制机制加以补充完善,逐渐提升与我国经济实力地位相称的“知识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其次,应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周边区域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再次,应注重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价值引领。

百年大变局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代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的不适应、不充分和不协调也日益突出。

首先,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变化和科技革命的新挑战。一是针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现有治理机制中针对全球新挑战还存在一些规则真空。二是治理体系机制决策力和执行力不足,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面临冲击,而非政府组织各自为政,功能重叠。三是面对一些技术革命,如基因、人工智能带来的复合危险和伦理风险等缺乏足够预判和应对。

其次,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结构极不平衡,无法充分体现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和新兴国家整体性崛起后的权益诉求。美西方大国长期把持现有治理体系的主导权,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代表性不足,话语权和决策权有限,这必将引起多数治理主体的不满,从而无法有效调动和发挥他们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也日益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但缺乏有效引导,没能被有效整合到治理结构中去。

再次,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合作严重不足,无法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西方大国力量相对下降,美西方一些大国将国内治理失败外溢到全球治理体制,内顾倾向严重,采取单边主义、再国家化、保护主义等“自利”行为,应对全球问题大国协调的意愿和能力下降,或者将公共产品私物化。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就是美国等国阻碍大国协调,无法有效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明证。此外,这也严重制约了在数据安全、网络空间等方面的规则制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同时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首先,应该进一步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者的作用,对现有体制机制加以补充完善,逐渐提升与我国经济实力地位相称的“知识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20世纪70年代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逐渐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通过加入一系列国际组织和相关机制,提高了全球治理参与程度。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美西方大国利用国际制度遏制中国发展的趋势逐渐抬头,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受到的国际制度约束在不断增加,目前有些体制机制并不能满足我国发展的正当利益诉求。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有国际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我们应该量力而行地做一些增量改革,推出一些新的全球治理倡议和机制。事实上,我们不仅加大了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和作用,共同参与了“G20”机制建设,同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其次,应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周边区域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一方面,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许多跨国性问题呈现于地区层面,如地区腐败,传染病、区域污染和地区金融危机等,地区治理体系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有力补充和支撑,而且区域集体行动外溢范围一般都比较有限和明确,成员数量也相对较少,其对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偏好比较容易暴露和识别,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比较低,地区治理机制相对更易建立,更为有效。另一方面,中美进入了战略博弈阶段,更多地采取了战略前压,把竞争和博弈的重点放在了我国的周边地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都是其明确的战略部署,今后还会不断增强。加之全球化调整,特别是疫情后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以及我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所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祖国最终统一问题,都使得周边地区在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考虑将创设治理新机制选择在我国周边地区,同时更多地参与周边区域治理机制。事实上,我国创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澜湄合作等都在周边,而且正以更大的积极性和更强的意愿参与到RCEP、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机制。

再次,应该注重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价值引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系统基本上是西方的,因此美西方大国一直将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嵌入相关体制机制,对我国的发展形成制度制约。例如,将人权与贸易机制挂钩,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提出“强迫劳动”问题。又如,在数字技术标准和数字贸易中加入许多所谓民主标准。所以,要从根本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强化价值引领。最近,我们相继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倡议,就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引领,增强合法性、正义性和有效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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