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只有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才能够终结美国财阀以美国政府为工具从普通民众身上榨取利益的经济暴政，真正治好“美国病”。

1、不再鸡飞狗跳的时光求而不得

这段时间，美国人民尤为难熬。

在特朗普执政4年之后，把拜登送上总统宝座的选民们无疑希望这届政府能够在推进经济、种族正义和改善极端不平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让他们享受一段不再鸡飞狗跳的平静时光。

然而，拜登执政半年之后，他们看到情况似乎正朝着不太乐观的方向发展：

德尔塔病毒在美国各州肆虐，死亡人数持续激增；

美国物价指数接连飞涨，最新公布的7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已创下30年来的最大涨幅，令普通消费者苦不堪言；

【注：PCE是衡量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品和劳务价格变化的指标。】

美军在阿富汗的仓皇撤离，别说是拜登政府号称要保护的盟友公民和阿富汗伙伴，就连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军民的生命安全，也并无十足把握能够保证；

更糟糕的是，即便面临如此难堪的内忧外患，都未能令分裂的美国上下一心——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仍在持续发酵，拜登政府失去有效应对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了各方对美国政府的信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不断下滑的拜登的支持率。

5月初，POLITICO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尚且为57%，不支持率为38%，形势似乎一片大好。而到了8月底，这一支持率已跌至41%，不支持率却一路飙升至55%。

距离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日已不多，民主党人如坐针毡，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在拜登竞选承诺的“重头戏”推进国内经济议程上扳回一局，才不至于显得一事无成。

为此，民主党的大佬们向那些仍对拜登3.5万亿美元支出计划存有疑虑的党内温和派人士施压——若在此事上犹疑不决，很可能将导致国会多数派地位不保的严重后果。

如此火烧眉毛的形势，能否倒逼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内部齐心协力，实现其承诺的改善经济不平等、促进社会正义的美好目标？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财富大规模地转移至1%顶层人士，在美国已持续发生了40年。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或是特朗普执政，都并非是导致美国陷入当前政治和社会极度分化境地的根本原因。

不愿自欺欺人的清醒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赖克、威廉·多姆霍夫等，早就直言不讳地点出根源：美国已经背离宪法之父们的初衷，正在彻底演变成一个由财阀们统治的国家。

共和党人或许在其中扮演了更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哪一位民主党总统切实阻止过这一进程。

2、被超级富豪统治的超级大国

财阀集团利用手中的资源与寻求财政资源的政治组织达成交易时，就拥有了重塑美国政治目标和权力中心的实质影响力。他们在背后鼓动政客采取特定的立场和政策，来服务于特定的少数群体。

在过去40年间，美国历届选举周期的总支出不断上升，猛增的政治献金主要来源于超级富豪。1982年，美国最富裕的0.1%人口，捐赠了不到10%的竞选资金；到了2018年，46%的竞选资金来自于这一群体。

并且，这些竞选捐献金还并非是超级富豪施加影响力的最主要途径，他们更多地通过组织建设来达到目的。

当美国开始将财阀利益置于首位，政府、国会甚至联邦最高法院所制定的政策、做出的裁决，不利于普通公众的可能性大大升高了。大多数利益集团和游说者代表的是企业或专业人士的利益，而有意愿并有能力为普通公众和穷人说话的人较少，尤其是在美国劳工运动已显著式微的情况下。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收集了从1981年到2002年间1779个政策问题的民意调查，在了解不同收入阶层的选民诉求的基础上，对联邦政府在各项调查后4年内是否采取相应政策进行追踪，得出结论：

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10%的人群）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获得巨大权重，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实质性影响力，而普通公众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独立影响，前者偏好的重要性高达后者的15倍！

当与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相左时，经济精英几乎可以无视其他阶层的意见；而只有在利益诉求与精英阶层相似时，普通公民才更有可能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策。

以上现象导致美国政治制度所响应的是1%群体的诉求和利益，而非99%的普通公众。

对于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恶果，美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很久之前就发出警告：

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手段的人利用其优势来控制公共辩论的进程，这将是腐败的结果。这些不平等将使处境更好的人得以对立法进程施加更大影响，在有利于这一群体的政策上处于优势地位。

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

在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

在2020年9月发布的衡量社会福祉的《社会进步指数》显示，美国的排名已从2011年时的第19位跌至2020年的第28位。

【注：《社会进步指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教授在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的要求和支持下于1984年提出，涉及教育、健康状况、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福利成就10个社会经济领域的36项指数。】

3、谁踢开了财阀的绊脚石？

导致近年来美国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从普通公众向少数精英转移的因素肯定不止一个，但美国最高法院一项开创性的裁决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此前对企业和工会选举开支的上限限制，使大型石油公司、金融集团、高科技公司等拥有超级经济权力的利益集团可以无限制地捐助其所支持的候选人。

马丁·沃尔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美国向财阀统治道路迈进的一大步。

该案的裁决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许多批评者当时就曾预言，这一裁决对美国竞选资金改革具有重大影响，将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此后的系列案件中，个人对候选人、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的捐献限制也开始被逐一推翻，特别是2014年的“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最高法院最终以5：4的裁定推翻了对个人捐款总额的限制。自那时起，美国的竞选资金捐款限制事实上已形同虚设，仅剩下披露要求等最基本的限制尚未被打破。

然而，这一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2021年4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繁荣基金会诉邦塔（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Foundation v. Bonta）与另一合并审理的托马斯˙莫尔法律中心诉邦塔案（Thomas More Law Center v. Bonta）中，认同了两家保守派慈善机构的观点，判决加利福尼亚州要求慈善机构在向州政府提交国税局信息申报表时应提交捐赠者个人信息的披露要求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注：罗伯·邦塔（Rob Bonta），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

这一裁决的直接影响在于，最高法院挑战了对政治捐献者的披露要求。当要求披露政治献金信息的法律逐步减少，美国人民恐怕将更难知悉究竟是哪些群体在背后操纵政治体系、收买美国政府。

【注：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是一个通过捐款为政治活动提供资金的私人机构。】

回首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中所做出的判决称，政治选举捐款因存在腐败空间，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故而维持《联邦选举竞选法》1974年修正案对捐款数额的限制。

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金钱利益的入侵之下，美国政治体系在这些年间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熟悉美国繁荣基金会诉邦塔一案背景的人们都知道，该基金会便是由大名鼎鼎的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资助的一家极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新成立的捐助财团中首屈一指的就是由掌控着美国科氏工业集团的保守派富豪科赫兄弟所创立的政治运作团队，形成强大的“科赫网络”。

这一网络通过筹集并输送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选举和游说活动，在各种政治组织中进行协同投资，不断扩大富人捐助者的影响，成为当今美国最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在美国分歧巨大的环保、枪支、税收和能源等政策的背后，都有这一网络的操控身影。

4、被操控的不止是共和党

经济精英和普通民众诉求分歧最明显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监管、税收、劳工组织和财政领域。

由于共和党鲜明地主张放松监管、削减税收、削弱劳工组织，甚至在过去一些年间时常推翻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政策，与普通民众经济诉求明显相左，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财阀统治与共和党勾结得更加紧密。

事实上，财阀统治对两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只是共和党表现得更加极端。

以大名鼎鼎的“科赫网络”为代表的组织力量，在选举上支持共和党，推动其候选人和公职人员向极端自由市场政策方向发展，以最大程度地攫取并巩固超额经济利润。

在其经济主张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之际，为获取选票，共和党试图通过寻求白人的排斥性身份政治等非经济方面的诉求，利用恐惧、愤怒等情绪来操控选民，让选民“心甘情愿”地遗忘部分经济诉求、牺牲一定的现实利益，在移民、宗教、种族、文化等问题上坚持保守立场，以获取另一层面的情感满足。

此举必然进一步激化美国既有的社会分裂。然而，自尼克松以来，这一直是共和党的主要竞选策略；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是这一煽动性策略的巅峰体现。

与此同时，大力抨击共和党人“仅服务于1%的富人利益”的民主党人，同样与财阀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2020年大选开支为例，根据全球领先的统计数据库Statista的数据，2019-2020年这两年为总统竞选而支出的花费达到35.2亿美元，较2016年大选时约15亿美元的支出高出一倍之多。

而在两党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中，拜登竞选委员会所筹集的资金遥遥领先于特朗普竞选委员会。仅迈克尔·布隆伯格就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赠超过1亿美元，Facebook等其他一些超级捐献者也赫然在列。

更有趣的是，在民主党人多年来乐此不疲地谴责匿名政治捐款的同时，竟有高达1.45亿美元的匿名资金涌向拜登的竞选委员会，打破了2012年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1.13亿美元匿名捐款的纪录。

如果美国人民不那么健忘，应该还记得，当初他们寄予厚望的奥巴马总统曾拥有变革的良机，却拒绝减缓国家迈向财阀政治的步伐——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面前，他最终选择了掩盖“市场”背后的权力及其带来的社会分裂。

他的司法部门和总检察长叫停了对因贪婪导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追责，对引发危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共识”视而不见。

在此“共识”之下，政治被视为无效的社会改善手段，决策应该转移至“市场”，让金钱力量不断扩张，通过购买和销售，建立起一个由赢家和输家构成的权力等级制度。

失望的美国人民迎来了特朗普，但这位信誓旦旦要实行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抨击不加管理的自由贸易的总统，他在国内所推进的去监管、降税收政策，事实上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精英的优势地位。

4年之后，更加分裂的美国社会选择了民主党人“重建更美好未来”的愿景，期待着拜登政府实现种族和社会正义，缩小经济差距。

5、肤色与性别背后的真相

在执政首日发表的演说中，拜登数次呼吁美国人民“团结”，承诺消除政治分歧，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那么，这张“支票”能兑现吗？拜登政府能否削弱财阀统治、提升社会正义、弥合社会分裂？

从表面上来看，拜登政府的内阁确实很多元。他曾承诺，他的内阁将是“历史上最为多样化的”。在完成组阁之际，拜登称此为“这是一个看起来‘像美国’的内阁”，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比例相当、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内阁”。

然而，当我们揭开拜登团队种族、性别甚至性取向的表层面纱，审视推选这些成员上位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与财阀之间的关系，却看到了不同的景象。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劳伦斯·肖普在对拜登团队前30名成员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他们多来自于美国排名最高、捐赠基金（由富人资助）最多的大学，接受精英教育，与财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有多达25名成员（占83.3%）通过以下3个主要渠道，为财阀服务并捞取高额佣金：

*通过由传统财阀资助和领导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及与该委员会联系密切的智库；

*通过为私人公司及财阀提供战略咨询的组织；

*个人直接为大公司提供咨询、担任董事会成员或以其他方式服务。

更重要的是，这25位成员大多占据着美国最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职位，特别是与经济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部门。仔细甄别这些成员的阶级和阶层及其在拜登决策团队中的职位，显然，人选及其职位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注：其他5位成员是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马西娅·福吉；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内政部长德布·哈兰。】

对此，肖普很有说服力地总结：民主党的政策是流于表面的，财阀统治国家的现实并未发生改变，政客肤色和性别的多样性掩盖了财阀阶级联盟的同一性。

若是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美国人民如今的绝望情绪恐怕会更上一层楼。不过，他们也能因此对拜登政府承诺推进的政策及可能的落实程度作出更加精准的判断。

6、拜登的两个重磅难题

横亘在拜登政府面前的，还有两个重磅难题。

其一，税改。

过去10年，美国国税局预算的削减导致税收执法的削弱，缺乏相应的人力和资金来调查企业的避税计划，对大公司的审计由此减少了一半。

2021年7月，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ITEP)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企业避税使得美国财政部每年损失数百亿美元的必要收入。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2020年，55家美国盈利大企业支付的联邦所得税为：零。

拜登的答案是：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至28%并限制企业避税措施；确保富人缴纳更公平税收，将最高边际税率恢复至2018年之前的39.6%，并对富人群体征收更高资本利得税的计划。

此番提议遭到共和党人的坚决抵制；而围绕税改力度、预算支出规模、是否会对财政带来过多负担，民主党内部进步派与温和派之间也至今存在分歧。

在部分共和党人斡旋之下，两党好不容易制定出一项妥协方案，试图通过加强国税局执法来增加税收，为实体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然而，在特殊利益集团施压后，增加国税局预算的条款从两党提案中消失了。

美国消费者权利维护团体“公共事务公民组织”（Public Citizen）调查后发现，这55家未缴税的公司，在过去3个选举周期中支出了4.5亿美元的游说和竞选捐款；其中12家公司在游说上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

其二，遏制大型技术公司的垄断地位。

2021年6月，一家联邦法院驳回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的反垄断申诉，称该申诉未能充分证明Facebook非法维持垄断权力。

与此同时，Facebook的律师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回避申请，要求该委员会新任主席莉娜·汗回避有关对这家社交媒体巨头进行反垄断申诉的讨论，理由是莉娜·汗此前多次发表对数字平台的批评言论。

上述两个案例再次验证了金钱和权力交易在美国政治进程中的巨大影响。

当金钱一步步渗入美国政治体制，当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超级富豪主导政策制定，当政府开始放弃实现社会正义的雄心壮志，决策红利就会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渐行渐远。

正如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所说，拜登当选的结果既不会弥合美国社会的深刻分歧，也不会解决该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无处不在的金钱力量。

那么，如何才能够跳出团队背后那无处不在的财阀力量，真正避免大笔资金流向政治、防止财阀操纵政府？如何开启彻底的财富和政治权力重新分配？

7、“假装存在共识”无济于事

美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的这种“反多数”现象，与其设置的障碍有着密切关联。

在美国宪法设计之初，宪法之父们担心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有意设计了两院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让司法、行政、立法彼此制衡；另外，为了避免违背初衷，美国宪法被打造成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文刚性宪法，修订程序极为繁复和严格。

先行者们寄希望于最高法院能够作出既能够平衡宪法的保守性又能够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判决。于是，能够制衡立法、行政的最高法院，成为捍卫美国宪法精神的最后一道关口。当然，它践行使命的重要前提在于自身不被其他利益集团操纵。

只是，他们忽略了这一体系的弱点：一旦被金钱把控，受制于宪法的刚性特质，它很难实现自我修复。

从美国政治体制的演变现状来看，经济精英通过金钱游说、组织建设等方式，正一步步地侵蚀着这一体系，原本用来反多数暴政的设计，被少数超级富豪用来攫取权力。

从现状来看，类似“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美国繁荣基金会诉邦塔案”判决的恶劣影响依旧在蔓延，个人或者组织流入竞选的资金没有被严格限制，甚至未被披露。

前文所述1.45亿美元的匿名资金涌向拜登的竞选委员会表明，政治捐献披露法律的逐步缺失导致美国公众将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相：到底是谁在背后资助候选人入主白宫？

另外，美国人似乎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仅凭市场力量无法为大众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转嫁国内矛盾的做法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结构性困境……

在一个已然严重分裂的社会，要改善在政治体制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任何假装存在共识的做法都只会适得其反。

想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正视美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否则便不可能找到解题路径。如此下去，美国“重建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永远被束之高阁。

或许，只有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才能够终结美国财阀以美国政府为工具从普通民众身上榨取利益的经济暴政。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瞭望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