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认为，黎巴嫩已经陷入1850年以来全球严重程度排名第三的经济危机，仅次于1930年的西班牙经济危机和1926年的智利经济危机。黎巴嫩经济危机始于2019年，2020年演变成国家债务违约。目前黎巴嫩镑与美元的汇率也从1500镑兑1美元贬到23000镑兑1美元，民众财富转瞬间缩水90%以上。民众最低月工资从450美元降到35美元，贝鲁特一个警察的月工资还不到100美元。因为价格变化太快，价目表都来不及修改，所以一些商店、饭店干脆不再出示价目表。为解决吃饭问题，军队开始经营旅游项目，乘坐军用直升机观光一次收费150美元。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还呼吁市民在窗台、阳台上种植蔬菜，以渡过难关。

在中东，黎巴嫩本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历史上曾因经济发达、族群多元、社会开放、教派分权共治等特色，被称为“中东小巴黎”。2018年人均名义GDP已达8012美元，现在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经济危机，实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危机。长期以来，中东危机往往同外国入侵、内战、教派冲突、恐怖主义相关联，但黎巴嫩却是个显著的例外。最近20年黎巴嫩在上述问题上相对平静，却遭遇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但从经济角度看，黎巴嫩危机并非深不可测。黎巴嫩是一个人口600多万、领土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目前负债83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欧、海湾国家都愿意施以援手，前提是黎巴嫩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政府。而这恰恰是黎巴嫩的软肋，黎巴嫩政府因内斗长期处于瘫痪状态，2020年8月4日贝鲁特大爆炸后，总理哈桑·迪亚布率内阁总辞职，迄今三次组阁均告失败。即便国际社会想施以援手，都不知道该把钱交到谁手里。2021年7月15日前总理哈里里放弃组阁权时说：“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似乎这是黎巴嫩唯一的出路了。

其实，黎巴嫩政治危机不是中东的个案，而是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阿拉伯之春”十年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仍然处在内战状态，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四国2020年因大规模街头示威而发生政府更迭。突尼斯曾是“阿拉伯之春”仅存的一个“花骨朵儿”，但过去十年也历经了九届政府更迭，2021年7月25日总统突然解除总理职务、解除议会，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花骨朵儿”能够开花结果的前景日趋暗淡。

在中东几个大国里，伊拉克2005年议会选举投票率约70%，2018年下降到44.5%；伊朗2017年总统选举投票率约73%，2021年下滑到48%；埃及2012年总统选举投票率约52%，2018年跌到41%。投票率大幅下滑，反映出老百姓对政治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十年前，中东街头的群众要民主、要选举，近两年街头的群众仍然对现任领导人、现行体制不满，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黎巴嫩最具典型性，人们不想要政党、不想要政府甚至不想要国家，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法国重新接管黎巴嫩。这是人民对政治绝望的极端体现。政党、政府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中东却面临“去政治化”的强大潮流，人们厌恶政治人物、政党、政府甚至国家。正因为如此，去年上台的苏丹、伊拉克、黎巴嫩领导人均是清一色的“政治素人”。

1952年后“复兴社会主义”席卷中东，1979年后“政治伊斯兰主义”风生水起，1990年后“新自由主义”要终结历史，近百年来各种思潮在中东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惜没有一个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黎巴嫩危机不仅是中东政治危机的缩影，而且具有全球性象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国际社会普遍相信政治参与是改善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但在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为新自由主义试验付出沉重代价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没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自由是脆弱的，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国家治理能力才是前提和基础。可见全球性政治发展不仅面临现实挑战，而且迫切需要理论突破。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