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11事件二十周年前夕，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宣告阿富汗战争结束。而拜登也因此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美国国内贫富悬殊、政治极化，是否会使得美国越来越“不自信”？拜登将如何面对执政危机？其打出的“中产阶级”牌是否奏效？这又会对于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凤凰网《风向》在由太和智库主办的2021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邀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独家解读。李成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中美关系、中国政治、中国中产阶级等。

核心提要：

1.中美之间无休止的竞争让两国关系走向歧途。当过分强调竞争，就会失去对合作的需求，也忘记科技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同时，中国也应该更多开放，中美应积极寻求在新冠疫情议题上的合作。

2.美国阿富汗撤军使拜登面临严重危机。但是，即使阿富汗事件不存在，拜登的民主党中期选举情况也不容乐观。阿富汗危机会使民主党失掉更多的选票。拜登或许会通过人事变动和其他政策调整来应对危机。

3.奥斯卡近两年获奖影片背后，是美国社会日渐加重的贫富分化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和特朗普宣称把内政放到首位打中产阶级牌是理性的举措。

4.中国中产阶级没有“躺平”，他们所关心的食品安全和药物安全等都是重要社会议题。疫情期间中国中产阶级的共同呼声和这个群体对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关切，让中国领导层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意见。

1、新冠、贫富悬殊、政治极化，美国真的“不自信”？

凤凰网《风向》：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存在一些误解，中美关系也因此走到一个新的节点，中美竞争对立关系似乎已被两国学界公认。有学者认为，中美会走向“大国博弈的悲剧”，也有学者称，竞争本身是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状态的常态，无需进行过分解读。您如何看待中美竞争关系？

李成：首先，中美之间无休止的竞争让两国关系走向歧途。当过分强调竞争，就会失去对合作的需求，也忘记科技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人们会忘记科学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国界的，限制人才、信息和研究的国际化，与世界潮流相违背。最终，美国如果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战略，会变得更加封闭和保守。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原本获益于美国大学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但现在，美国出现了“麦卡锡主义的回潮”，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有些障碍是双向的，中国也应该更多开放。但是，当今摆在两国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在新冠抗疫上合作，包括资料信息分享、药物的共同开发研究和旅行逐渐有序开放等。或许新冠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新冠病毒最终只能是全球性的治愈，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治愈。当其它国家病情依旧严重，病毒终究无法被清除或控制。所以，中美双方在新冠疫情的合作尤为重要，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美目前各行其是。我期待中美和其他国家都能停止相互指责，将注意力放在提高疫苗有效力，药物研究开发、信息互享和其它关于新冠未知方面的研究等，通力合作，尤其是共同帮助落后国家的抗疫。

凤凰网《风向》：您刚才提到，美国现在“不自信”，这样的不自信来源于何处？9·11事件在使得美国不安全感极度弥散的同时，是否也是美国“不自信”的来源？

李成：严格意义上讲，9·11并不是美国“不自信”的来源。9·11事件对于美国打击沉重，但是打击之后的美国反应迅速，变得空前团结。美国的不自信来源于“9·11”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阿富汗战争失败后美国仓皇撤离、美国对外灌输民主制度的失败，以及美国自身在今年1月6日所经历的美国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特朗普的支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闯入国会，导致当天的大选结果认证程序暂停，国会议员们戴上防毒面具紧急避难，且致一人死亡）。美国自身民主制度尤其是两党政治的恶斗的弊端，也出现了被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嘲笑的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冠疫情的肆虐。美国是世界上感染新冠病毒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彭博社日前依旧发文称美国是世界上抗疫表现最好的国家。从经济发展角度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再加上政治上的两党极化，都是美国人越来越不自信的原因。

2、特朗普卷土重来，拜登如何在危机下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凤凰网《风向》：如您所言，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加剧了美国的“不自信”，与此同时，美国的撤军也让拜登面临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请问拜登将如何化解面临这些危机？他又会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中期选举？

李成：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拜登的外交错误和对国内政治的焦虑以及党派恶斗导致社会的撕裂，都加剧了得到选票的迫切心理。阿富汗局势还在发酵，截至目前，拜登总统的不认可率超过了认可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同时，网上对他的批评日嚣尘上，其中也不无担心如会见外宾时睡觉、参加追悼会看手表和上飞机扶梯时连续三次摔跤等。至于危机的化解，拜登或许会在人事任命上有些变动，因为最终有人要为此担责。当然阿富汗局势变化还在进行，谁走谁留并不清楚。

即使没有阿富汗事件的发生，拜登中期选举情况也不容乐观，阿富汗危机会使拜登民主党失掉更多选票。目前看来，共和党的保守势力会由此而占据主导或优势地位，对特朗普持批判态度的高层官员在共和党的参众议院会被边缘化。美国的保守势力的抬头还体现在得克萨斯州的堕胎问题上。目前，德州女性的堕胎权利受到了严重挑战，堕胎变成非法行为，这是对于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于女性权益运动成果的巨大挑战。这些现象也说明美国政治可能朝保守和外交强硬方向发展的趋势，两党之间的竞争也会日益加剧。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当鹰派和鸽派处于此种情形下，往往鹰派处于优势。

目前，民主党占优势的主要选区问题频发，情况不容乐观。民主党的重要选区加州，出现了对于罢免加州州长的民意投票，如果万一投票结果使得民主党失去加州州长，这对民主党来说是灾难性的事件。并且，特朗普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特朗普日前已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选举中他还得到了7400万选票。

凤凰网《风向》：拜登政府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外交政策是“for the middle class”，有观点称，25年前，“for the middle class”意味着“not for the poor”，如今，却被认为是“not for the rich”，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李成：我认同这个观点。克林顿政府时期，他用“middleclass”来割离民主党一直沿用社会福利帮助穷人的印象。但是现在，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需要遏制富人。近两年奥斯卡的获奖影片，2020年如韩国电影《寄生虫》（Parasite）等，都展现了美国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包括日益边缘化的中产阶级）的灾难性挫伤和侮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和拜登都打“中产阶级”的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让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得到保护或恢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在逐渐萎缩。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占据70%人口，直到现在下降到了50%。中产阶级的“萎缩”与全球化和技术垄断都有密切关联。与中国不同的是，80年代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各收入群体受益，而美国只“富了富人”。

一致的是，仇富心理在两国都有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和特朗普主张把内政放到首位是理性的举措。但是，拜登上台后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南辕北辙”。在对华关系上有很大程度是作秀。但是，在作秀时，却没有掌握好分寸。以前的外交家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对于中国非常了解，也具有极高的战略思维。他们许多人出生在国外，在国外长大，有广阔的视野，背景、经历。拜登和其团队其实没有走出前任特朗普鹰派团队所留下的圈套。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美国没有把握住与中国的合作机会，反而进行甩锅，让人遗憾。

3、中产阶级躺平了吗？

凤凰网《风向》：提到中国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我们经常会讲到“躺平”和“佛系”两个词，您认为这代表了中产阶级何种思想观念？这对于中产阶级以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成：如果将“躺平”这个概念理解为“不关心政治，与世无争”，这个概念用于分析中国中产阶级本身有很大误导性，西方媒体是在炒作这个概念。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多元的群体，它本身人员的构成与其观念和行为密切相关。中产阶级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人群：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中产阶级主要是中小企业主、在大企业、外企或合资企业内工作的高级员工和经理等，以及拥有通过股市和房产发展获得财富的个体。第二类群体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主要包括国家干部、地方干部和公务员，央企行政人员以及在或不在国家公务员体系内的律师群体。第三类是文化群体，包括记者、媒体工作者、播音员和艺术家等。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划分不应该仅按照收入进行划分，还需要综合财产、地位、教育、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感等对其进行衡量。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根据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97%以上的城市居住的人群都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上海现在房产均价超过了100万美金，这对于美国人也是一个非常高昂的数字。因此，中产阶级是一个综合群体，在目前西方看来，这个群体非常支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现状，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任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都不能一概而论。并且随时处于变化之中。

举例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其实都与中产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比如食品安全、奶粉安全、药物安全、教育质量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中产阶级对于疫情的关注，对于医护人员和病患的关注，让中国领导层越来越多的关注中产阶级的共同情感和诉求。近十余年来中产阶级对于环境保护议题的大讨论，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也许中产中的有些人是“躺平的”，但是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中国中产阶级有4-5亿人口，其中的1%-2%就是4-5百万人，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目前西方对于中国存在颇多误解，他们忽视了中产阶级的复杂性和中产阶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产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都市意识“。西方很长时间以来否认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而现在往往把中国的中产阶级简单化的看成不是拥戴政府就是反对政府，因此难以得到正确的、全面的和动态的理解。过去几年，美国一些政客的妖魔化中国，将中国留学生当作间谍，限制中国共产党人与其家属入境。如果这一限制行使，会有多达3亿的中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这可以说是21世纪的排华法案。同时，美国有些政客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功夫病毒，武汉病毒。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民众，包括主要来自中产家庭的在美留学生将如何反应。换言之，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违背了美国社会自身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美国当下国内政治撕裂，对中国的盲目恐惧以及妖魔化中国有一定关系。

（李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主任，文章原标题为《拜登“中产阶级”政策能否奏效？李成解读》，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