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喀布尔，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了。”拜登总统就结束阿富汗战争发表电视讲话的开篇如是讲。

拜登没有办法宣告这场战争的成败，只是不断强调，是他而不是前几任总统“成功”地结束了这场战争。战争的失败似乎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结论，焦点变成了能不能结束这场持久的海外战争。美国运输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分钟，这算是拜登为这次撤军争取到的最后“一分”体面吧。

拜登之所以决绝地终结这场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让美国陷入了混沌，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世界。在漫长的海外战争期间，美国的战略重心失焦，甚至与世界背道而驰。结束阿富汗战争几乎找不到体面的方式，最终，拜登以战术的耻辱来校正美国的战略方向，而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以战术性胜利“酿造”了战略上的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大国大战略的陷阱。

一、阿富汗战争是败局，但撤军是胜利

拜登在美军完成撤退之后第一时间发表了电视讲话，为这场20年的战争画上句号。通篇来看，拜登是想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撤军行动是巨大的胜利，在17天里撤出了12万人，98%的美国人都撤回了，等等。其实拜登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为自己辩护。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的海外战争史，没有什么体面的方式来结束一场已然失败的战争，也没有什么有面子的做法可以从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基辛格经历过“西贡陷落”，他最近只是就美国为什么败退喀布尔发表了意见，即便让基辛格取代布林肯，他也未必能让美国避免“喀布尔陷落”。

美国撤军的能力和效率已经为事实所证明，但这种战术上的成果则是战略败局的结果。拜登将仓促撤军局面“甩锅”给了前任特朗普和阿富汗政府。特朗普与塔利班接触和谈判，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美军在今年5月1日撤军。拜登说，自己刚上台就面临着撤军与否的抉择，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局面是特朗普造成的。另外，更让拜登恼火的是阿富汗总统加尼“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有抵抗就逃跑了，美国花费重金训练的阿富汗政府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让拜登及其团队开了几十次会议制定的撤军计划失去了前提，那就是让阿富汗政府及其军队为美军撤退“殿后”。改变历史进程的几乎都是“黑天鹅事件”，事前不可测，事后能解释，但冲击力巨大。

撤军无论体面与否，总算结束了，拜登没有在阿富汗留下一个士兵，因为他认为阿富汗无关乎美国的利益与安全。结束这场战争之后，拜登当务之急是重新界定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他问了个问题：如果9？11是恐怖分子从也门发动的，美国还会在阿富汗打仗吗？当然不会。美国阿富汗战争唯一可取和应该的目标就是阻止恐怖组织对美国造成威胁，但这场战争变成了对阿富汗的“国家建设”。最终的结果则是，美国对阿富汗开战，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撤军后，塔利班还在喀布尔掌权，这不是一场完败吗？

拜登说，这不仅是要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也要结束以战争方式重建其他国家的时代。去年特朗普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也有类似的表述：美国军队是要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在美国人都不知道的边远地区进行国家建设。阿富汗战争，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变成了“帝国征服”，如同罗马帝国越过多瑙河进入德意志的森林，难以征服而不得不败退而归。阿富汗战争的终结是对美国帝国征服冲动的惩罚，拜登虽然没有明言，但基本接受或者承受了这样的后果。国务卿布林肯隐晦地说，“这也是一个必须做出反思的时刻。阿富汗战争进行了20年。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且让这些教训对我们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上如何思考产生影响。我们有责任为了未来的外交官、决策者、军事领导人和武装部队成员而这样做。我们有责任为了美国人而这样做。”

20年，世界已经巨变，阿富汗战争将美国锁定在反恐或者在阿富汗“建设”一个美国理想的现代民主国家上。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已经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反恐已经不是美国的头号议题，特朗普已经回到了大国博弈场。拜登终结阿富汗战争，目标也在于甩掉战略包袱，收紧战线，集中力量于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与特朗普无异，拜登认为，与中国的激烈竞争，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和应对网络攻击，都是美国当前紧要的议题。恐怖主义不反了吗？美国撤军过程中还遭到袭击，导致13名美国士兵死亡，但拜登不会以地面部队进行反恐了，而是其他的方式。

以反恐为名进行的战争，最终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草草收场，是不是失败？当然是。但拜登为什么没有在阿富汗增兵？因为他要对美国战略进行调整，结束阿富汗战争，进入后“反恐国家”时代。

二、美国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拜登认为自己的撤军决定是明智、正确的，也是最有利于美国的，他呼吁美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20年的阿富汗战争可以结束了，但是，20年形成的“战时体制”却难以一下子就“翻篇”。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说，美国需要敌人。美国需要“他者”或者敌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历史上，战争是常态，尤其是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一直处于战时状态。

9？11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包含三重目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大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美军以绝对优势，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实现了前两个目标。但改造中东，建立自由民主体制，其背后是千年的“文明冲突”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垒。

阿富汗战争是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机器与塔利班之间的游击战，美国的战争机器在过去20年得到空前强化，连同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耗费7万亿美元。战争结束之后，战争机器要解散吗？未必如此，当前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早已超过了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

反恐战争是全方位的战争，美国将反恐战争上升到“全球反恐”，无异于一次世界大战。基地组织被打散之后，全球恐怖主义组织也在“迭代”，“伊斯兰国”（ISIS）一度占领了伊拉克、叙利亚的大部分国土，在欧洲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美军撤退之际遭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袭击。拜登以及前几任美国总统都认为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美国本土没有再次遭到恐怖袭击。

外部的恐怖分子没有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但美国国内的极右翼却袭击了国会山，2001年的9？11和2021年的“1.6”国会山骚乱有没有内在联系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惧激发了美国人的“文明”或者宗教身份，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相对应的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美国的种族矛盾再次爆发，身份政治的高涨，不能不说是9？11以来“反恐国家”体制的后果之一。

从兴都库什山败退，拜登要去哪里？应对全球变暖、加强公共卫生，与中国竞争、遏止俄罗斯等，美国难以一下子进入多个战场。气候变化是拜登所看中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机器，在阿富汗战争中形成的“反恐国家”体制，既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去应对气候变化。

对于拜登而言，调整战略方向最大的挑战和障碍就在于美国“战争机器”的路径依赖，当然，这也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风险。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二度访问中国，可以视为拜登进行战略重心调整的一大举措，更是拜登新时代能否启动的风向标。

三、阿富汗战争与全球化的限度

阿富汗战争贯穿了美国在21世纪前20年的三大危机，即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从根本而言，这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打击，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之下掩盖的地缘政治、经济失衡和自然环境的破碎或者斑驳的“地基”再次显露出来。阿富汗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主导全球化的美国向“帝国”的惊险一跃，结果掉进了泥坑。美国从阿富汗的撤退，既是帝国战略的失败，也是全球化的收缩。

就广度来说，全球化已经将整个地球，以及部分外太空涵盖其中，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分工合作体系，这是全球化的红利和动力所在；从密度而言，全球化已经从货物贸易向技术、产业融合转进，廉价海运、航空和互联网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互动网络，以至于苏伊士运河堵塞会造成全球海运价格飙升。另外，高密度的互动也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对于地球的“人类世”应该抱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全球气候系统的异常或许是地球的周期性规律，或许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从全球化的深度来说，在一个时空被压缩的世界中，个体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紧迫的议题，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漫长的海外战争，对阿富汗，以及文明演化来说，只是一瞬间。塔利班重新掌权，其执政方式可能会比较温和，但思想观念依然如故。

有学者曾经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视为“新帝国”，或者说是帝国的新形态，而阿富汗战争则是帝国中心对边疆的征服，20年的战争没有取得胜利，最后只能撤退。从特朗普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就进行调整，从阿富汗等中东地区回撤，战争已经证明兴都库什山是美国难以征服的边疆，回撤或者收缩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瓦解。美国终归是个海权国家，从欧亚大陆心脏回到陆海边缘地带，重建美国的战略前沿，这大概就是拜登主义的核心吧。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产生了“越南综合症”，美国直到海湾战争才再次进行大规模海外战争，是什么救治了美国的“越南综合症”？是技术革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但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改造了美国以及世界经济，使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而美国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也改头换面，在海湾战争展现了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战争形态。拜登的回撤还在于要回到美国本土，也就是他所推动的“3B”计划，将资源投入到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就业之中，其实是“美国优先”的拜登版本。

20年，美国在中东大动干戈，将“新罗马”的边界推向了欧亚大陆腹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大英帝国，然而，美国撤出之后，大中东地区没有重建起政治秩序。如果从更长时段来看，从1979年霍梅尼革命，政治伊斯兰主义兴起，到2021年，40年来，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据了上风，而是作为全球化反叛占据了上风。中东地区，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断层线，“五角大楼的新地图”是要将这些断层线缝合，但是，现实却是，中东地区要么拒绝全球化，要么难以全球化，能够而且已经全球化的只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至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文明结构，在这里是碎片化的。美国从阿富汗以及中东回撤，也意味着接受了中东地区的“不可全球化性”。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