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两国元首日内瓦会晤的确定后，部分西方媒体渲染称，拜登政府借此机会向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其目的是为了离间中俄关系。包括美国一些学界人士，如乔治城大学教授安吉拉·斯登特也表示，“拜登政府拉拢俄罗斯反映了华盛顿将中国视为更大的课题”。拜登政府上台已4个多月，其对华、对俄战略也只是刚刚开始，但笔者认为，所谓的“联俄抗中”仅仅是少数西方媒体及部分人士的炒作与猜测而已，很难得以真正实现。

首先，重回“冷战大三角”不符合历史的潮流，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客观而言，拜登从政几十年，外交经验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冷战斗士”，要解决现实的大国博弈问题，其人生阅历与外交经验不可避免地引导他在冷战经历中找寻可借鉴之处。

冷战时期，尤其是中苏处于友好同盟阶段时，美国政府的“楔子战略”就是典型的离间分化中苏关系策略，如同今日少数西方媒体鼓噪的离间中俄关系一样。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历史是错误的，重复历史也只能注定以失败告终。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并没有离间中苏关系，当时中苏同盟的破裂主要是中苏双方自身的原因所致。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主要是由苏联的“老子党”与大国主义造成的。

按照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逻辑，要联合“大三角”中较弱的一方抵抗第三方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今天的中俄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按照冷战思维模式来运筹大国关系。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本上就是要跳出并突破冷战思维的束缚。美国要拉拢俄罗斯，一无长期真诚意愿，二无切实有效手段，三无紧密战略互信，注定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其次，俄美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任何“重启”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俄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一直制约俄美双边关系的“回暖”，任何外部力量意在诱导、拉拢俄罗斯实现自身的战略图谋，实际上都是很难实现的。走出冷战初期的战略徘徊与幻想，俄罗斯对外战略更加清醒，更加自主，更加自信。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俄罗斯把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正因为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除，所以任何双边关系的“重启”都说易行难。

一是，俄美之间除军控机制外，其他互动机制本来就少而且现在基本都已暂停，经贸合作也非常有限，难以起到支撑作用。即便在军控机制方面，其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难以维系两个大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

二是，冷战后美国“削俄弱俄”的政策长期存在，无论是俄罗斯政府、精英及民众对此都有深刻的认知。美国政府、精英及社会基本上都持强烈的反俄态度，难以从根本上实现“拉拢俄罗斯”的目的。

三是，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军事威慑、舆论攻势及外交孤立呈现出立体、全方位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消除，且将长期影响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关系的恢复。因此，借助美俄元首会晤或者类似于放行“北溪-2”项目，希望重启美俄关系是不现实的。

再次，中俄关系从历史中走来，经历风雨考验，不惧怕任何外部势力的离间分化。

从早期的中苏同盟发展演变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如今正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立足于时代发展潮流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纲领，以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元首战略引领为动力，着眼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打造相互尊重、平等信任、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模式。

中俄关系70多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找寻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那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一原则通过条约形式在两国法律层面上得到保障。70多年来中俄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双方探索如何从结盟到结伴的历史，是探索如何解决分歧到实现合作共赢的历史，是探索如何实现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历史。

中俄关系之所以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与逻辑基础。中俄两国在国际战略及重大国际问题上理念一致，相互支持，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建立了最密切的元首交往及各层级的定期会晤机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合作及人文交流机制，在国家发展蓝图及重大发展战略上相互契合，充分照顾对方利益和关切，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发展并推进中俄关系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西方一些挑拨和俄罗斯国内极少数非理性的声音，及当下存在的一些非主流问题就否定并“唱衰”中俄关系。不要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就满足于当下，应深刻挖掘中俄关系的内在潜力并不断推进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曾说，中美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外在势力能打败他们，只能是自己打败自己。历经风雨沧桑并走向新时代的中俄关系也一样，没有任何外在势力能左右其走向，其发展取决于中俄两国自身的选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