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中旬，日本首相菅义伟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脑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聚焦中国，在日美首脑文件中时隔52年提及台湾问题，并在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表态。

这引发各界对中日关系的广泛担忧。然而，中日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相对克制。中国驻美国和日本使馆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反对的谈话，但没有全面高调批评日本。

日本在首脑会谈结束后，似乎也没有高调宣传突破性成果。这种相对平静，究竟是暴风雨前的安静，还是中日关系新常态的开始？在目前缺乏足够信息和证据的情况下，任何结论性的判断都是不可靠的，但至少可以说中日双方都处于相互评估和摸底过程。这也是相互认知与互动的过程，所以搞清楚双方的认知是关键。

中日认知三种逻辑的竞争

在中国看来，从知识上来说必须解决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放弃2017年以来的积极对华政策，在台海等高度敏感问题上放弃长期坚持不明确表态的模式？简单来说，为什么日本变了？这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逻辑角度。

第一，日本国内政治角度。这种逻辑又可以细分为两种子逻辑，其一是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后，日本国内政局一强格局打破，自民党内缺乏绝对权威，对华政策的党内共识出现漂流，可以简称为“首相弱势论”；第二个子逻辑是日本大选在即，自民党内部权力角逐加剧，炒作中日关系，即“权力斗争说”。

第二，美国外压角度。这主要归结于拜登政府重新强调同盟的重要性来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战略压力下，东亚最重要盟国的日本改变了原有的政策，转向和美国站队，这个论调可以说成是“美国胁迫论”。

第三，日本自身对华意图角度。这个逻辑认为日本遏制中国的意图，在过去几年美国不重视同盟时期，对华改善关系是缓兵之计的战略忍耐，现在乘美国同盟优先政策东风显现本意。这个逻辑如果延伸，还可能认为日本不仅仅是伺机而动，而且可能对中美对抗加剧感到暗自高兴，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逻辑可称“日本阴谋论”。

反过来再看日本，对于中国对美日峰会的反应不高调，日本的认知逻辑大致也是三种，而且从类型上来看，与上述中国逻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国内角度的“国内稳定优先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内需要稳定，不希望因为中日关系影响国内大局。

第二，美国因素角度的“对美战略集中论”。中美关系已经全面紧张，如果中日关系同时恶化，会造成中国战略压力急剧增加，因此对日关系不能坏。

第三，认为中国会择机反制的“后发反制论”。这种逻辑可能认为中国目前的相对平静，仅仅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对日本进行反制，这可能对于经贸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中日相互认知的三种逻辑，听着都有道理，但在缺乏有力论据的情况下，基本上属于猜测。当前判断什么是主要原因为时尚早，不做不成熟的认知结论，这也是为自己留下空间。

笔者认为，与其相互猜测，不如思考过去四年中日关系之所以得到很大改善的原因，再反过来看可能更有意义。

中日关系改善根源是内因

2017年到2020年，中日关系改善明显。2017年9月，安倍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七年访日。同年10月，安倍正式访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6月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峰会并访日，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九年首次踏上日本土地。安倍正式邀请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表示原则上接受邀请。2020年初冠病疫情暴发后，中日在共同抗疫中守望相助，一时成为佳话。

对于这四年的中日关系的改善，有不少专家认为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同盟关系，对华采取极限施压，中国为了减少战略压力，而日本为了规避风险，所以两国迅速接近。这种解释是长期以来中日关系分析中隐含的“美国中心主义”逻辑。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然而，本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证明，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并没有自动为中日两国带来双边关系的稳定。应该说，中日政府都有不让中日关系受第三方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所左右的意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中日两国自信心的同时增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主要的内因动力。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自我新认知，一方面让中国自信增加，另一方面开始更多地思考要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这个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日外交思考的战略更加清晰，从原来主要侧重防范危机，转向积极塑造中日关系迸发正能量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同时，日本虽然不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生活质量、舒适安全等其他方面，日本重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强国。

在国际层面上，日本没有出现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经济社会秩序稳定。2016年开始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开始出现“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在推进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主导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字句。

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推动除美国以外的11个国家达成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体现了日本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中国作为未来的世界性大国以及日本邻国的基本面不会变，这意味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已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7年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很有价值的追求“中日关系自律性”的努力。2021年中后期开始，中日关系因为国事访问延期、日本对中国《海警法》的指责、中国对日本排海问题批评、日美首脑会谈提及台湾等敏感问题，出现了倒退的情况。

笔者认为，中日双方对于建立长期稳定成熟邻国关系的认知基础是存在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过去四年的努力还不够多、速度不够快。追求中日关系不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的自律性，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原有的美国中心思维很容易在出现危机时又回来，因为这就像是速效止痛药，能够产生短期的止痛效果；问题在于这对中长期的中日关系走向成熟和健康是有害的。

中对日主动性继续发挥重要性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三倍，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中日在本区域形成不对称的力量关系已经是定局。在这种中强日弱的格局下，中国怎么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中国主动性更加重要，因为中国的政策不仅将塑造中日关系，还有东亚格局的未来走向。

在对待日本和日美同盟问题上，可能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全面批评和高调反制；第二种是保持最底限度的工作关系；第三种是就事论事，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该斗争的坚决斗争，该合作的要继续合作，继续发挥主动性接触政策。

全面高调批评日本并不一定有效，中国没有办法影响日美双边的一些动态，例如日本会不会追随美国对华经济脱钩、是否全面加入五眼联盟等。

经济脱钩，那么多的在华日本企业怎么办？欧洲已经和中国签订了投资协定，日本脱钩岂不是拱手让出中国市场给欧洲？日本全面加入五眼联盟，不仅要考虑对日中关系的影响，还有与俄罗斯关系须要权衡。

第二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对待的心态，反正日本已经选边站，中国做什么都没有效果，这会导致中日关系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漂流。笔者认为，第三种是理性选择，例如大规模反导系统进入，或在台海问题上有实质行动，可以预料中国肯定会极为强烈反弹。

在保持战略警惕的同时，积极发挥主动性，继续对日接触政策，多做事、做成事，对于激活日本已有的要与中国建立稳定邻国关系的内生动能很关键。从近期来说，例如可以考虑如何将福岛核电站的排海问题，从争端点变成合作点。从中长期来说，中日可以在CPTPP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寻找利益和政策的汇合点。

中日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再次到了关键点。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