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美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到了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国称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正在面临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是对美国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

中美贸易争端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新时期。当年积极倡导中美合作，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公开表示，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新冷战”时期。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出版的畅销书《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提出：中美能否最终避免一战，取决于两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两国的对峙过程中，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是极高的。

中美关系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可能兵戎相见的地步？中美能否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辙？目前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第一条路径是“搂抱”战略。弗格森曾经用“中美国”一词来形容中美在国际收支上的互相依赖，但这种平衡关系实际上恰恰依赖于严重的失衡，我们可将其称为“一种基于失衡的平衡”(Balance of Imbalance)，这最终是难以持续的，并且实际上这种失衡导致的矛盾已经通过中美贸易冲突爆发出来。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不限于国际收支，可以将这种互相依赖扩展到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的实体经济中，使中美经济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互相依赖、难以割舍。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充满善意的。但是至少目前来看，在美国鹰派力主“脱钩”的论调之下，“搂抱”战略暂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尚需观察。

第二条路径是敌对战略，搞垮对方。当前抱有这种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客不在少数，他们甚至不惜以负和博弈的方式来削弱中国，限制中国追赶美国的发展空间。一旦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则中美之间的问题将陷入无解，“修昔底德陷阱”也将成为现实风险。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要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外力也无法阻挡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同时，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应该认识到，尽管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赢家，但希腊城邦国家由盛转衰，最终的受益者是长期处于希腊世界边缘地位的马其顿王国。总体上看，第二条路径是最糟糕的选择，中美应共同努力，将避免这种风险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默契。

第三条路径则是团结协作、共同抗敌。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各种分歧，但是当两国共同面对更为紧要的敌人或挑战时，则这种分歧可能会下降为次要矛盾。在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乏这种共同应对第三方挑战的先例：世纪之交，两国在“9.11”事件后并肩抗击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中美领衔合作、共同拯救全球经济于危难之中；2014年，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最终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签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大流行病的传播不分国界、国籍、种族，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打赢这场“战争”。在疫情面前，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了分歧。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可能是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路径。

事实上，中美不但要共同面对疫情的挑战，还要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等挑战。毋庸置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将会面临更多的共同挑战。由此应当强调更加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

频频出现于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外星人攻打地球、小行星撞击地球等灾难场景反复教育我们：无论我们有何利益冲突，不要忘记，我们会始终不断地面对将会毁灭地球人和地球村的共同敌人。

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之间要达成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前提必须是中美应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中美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找到合作共识与共同利益：

首先，两国应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或在同世卫组织的合作中，共同制定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综合计划，提供疫苗就是可以合作的领域之一。

其次，实现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并在一定时间内取消双方的所有附加关税。很明显，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未达到协议目标。双方应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重新就协议展开谈判，要么延长完成采购2000亿美元额外美国商品的期限，要么降低采购价值。

最后，拜登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政府优先事项，而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两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章转自“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