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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亚洲多边主义和美日澳印四边机制
发表时间:2021-03-31 16:10 来源:国际网
从地区多边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四国机制看成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新尝试。当然,四国走在一起,很明显有着对应中国崛起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共同问题意识;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为了对应中国很难有可持续性。四国机制要存在下去和发展的话,最终必须找到更广泛的政策议程和利益交汇点,并且走上与本地区其他多边主义融合的开放性道路。

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紧张和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此次四边峰会是不是针对中国的一次反华峰会,四边机制是不是拜登政府依靠重振亚洲同盟,来对应被其定义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的首要工具,成为关注焦点。

不少评论担心,该机制可能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同盟和亚洲小北约。笔者认为,该机制还刚开始,任何结论性的预测都不具有可靠性。我们可以借助的认知工具只有历史,从战后亚洲多边主义发展的长时段历史维度,来认知四边机制会有些帮助。

亚洲多边主义坎坷之路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逐渐瓦解,亚洲各国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相互之间也失去了横向联系,亚洲作为地区走向分裂。

上个世纪初,日本试图通过武力方式重新统合亚洲,但以失败告终。二战结束,上个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大批东亚国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国家独立。地区重建面临了机遇,很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东北亚分裂,美国通过建立和日本、韩国双边军事同盟,建构了和亚洲大陆对峙的格局。以朝鲜半岛分裂为特征的东北亚,直到今天都没有多边框架,可以说东北亚严重匮乏多边主义经验。

与东北亚相比,东南亚地区的多边主义尝试则相对要丰富得多。二战结束后,美国曾试图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1955年美国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SEATO)。然而,这个以服务美国冷战大战略利益的地区组织,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结构上的畸形,名为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参加国家中只有两个东南亚国家,即菲律宾和泰国,其他六个成员国分别是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和美国,都不是东南亚国家。

越南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美国主导建立多边主义的可能,美国主要通过自身的军事力量,加上亚洲盟友的基地进行了军事行动。东南亚条约组织从未发挥过作用,最终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1977年正式解散。

有意思的是,越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东南亚国家却在1967年8月8日成立了亚细安。这个在当时被不少国际媒体预言将短命的另一个亚洲多边组织,不仅成功存活下来,还实现了国际政治中,小国推动地区多边主义成功的奇迹。

亚细安成立后,成员国之间保持和平友好,没有发生过战争,在对外关系上不仅和地区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更难能可贵的是,建立一整套以亚细安为核心的亚洲地区主义机制和框架。

亚细安建立的初衷有防范共产主义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亚细安创始成员国看到越南战争的惨状,认识到要避免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场,就需要内部稳定和发展,外部获得地区的战略自主。历史证明了亚细安在大国政治中不选边,并且彰显以亚细安为中心,建构开放性非军事同盟的地区多边主义模式的生命力。

四国机制须实践来检验

从地区多边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四国机制看成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新尝试。当然,四国走在一起,很明显有着对应中国崛起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共同问题意识;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为了对应中国很难有可持续性。四国机制要存在下去和发展的话,最终必须找到更广泛的政策议程和利益交汇点,并且走上与本地区其他多边主义融合的开放性道路。

首先,美国在此次峰会上突出强调四国疫苗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协同,而没有单纯地聚焦于安全保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强调,这个机制不会变成军事同盟。当然,中国有理由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否真的如此。但从上述分析的历史来看,在亚洲地区建立多边军事同盟从未成功过,这在冷战时代都没有成功过的努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更不可能,所以美国的表态也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第二,印度作为长期以来的不结盟和中立自主大国的自我认同,并不想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的棋子,这个战略倾向不会变。尽管去年以来,中印因为边境问题出现了困难的局面,但双方外交努力并没有中断过。

这次峰会的时间设定,也是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军事人员脱离接触后举行。据一些媒体报道,峰会议题设置上照顾印度的关切,包括广泛性的经济、环境、疫情等。对印度来说,必须避免让中国以为它寻求用这个平台进行反华包围圈,因为这样会缩小印度的外交空间;而印度对华关系的本质,是如何处理世界上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邻国关系,中国也是如此。

第三,日本作为四边机制中比较积极的一方,但不能由此认定日本企图将这个机制打造成反华多边同盟。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总体走势改善,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对日本来说,稳定的中日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战略选择。

在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必要的战略。去年9月12日,菅义伟在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答问时,对亚洲版北约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反中国包围网的印象,并说日本必须同以中国为首的近邻建立稳定关系。菅义伟9月16日出任首相后,中国领导人立即发去贺电。9月25日,中日最高领导人举行了电话会谈。

第四,亚细安作为亚洲地区主义的领头羊和先行者,一直以来对于任何大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可能会让亚细安边缘化或选边站高度警惕。这也意味着四边机制不能不照顾到本地区小国家的关切。

冷战后,亚细安通过自身的扩容,接纳了可能成为问题国家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发展中中小国家地区主义的成功典范。如果四国机制要变成军事同盟,并且专注于中国,这会对亚细安造成选边站的战略压力。

回顾四国机制的起源,最早的雏形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多边合作,也就是说源于人道主义的多边合作。作为地区主义的一种新尝试,其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最终必须在同现有各种地区主义框架的合作和良性竞争中得到检验。

对中国来说,对于这个新机制必须有一定的战略警觉,但也不应有过度的战略焦虑。亚细安的成功历史证明,只有具备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的多边主义才有可持续性。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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