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有幸聆听了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的发言，对她关于中美可以在非洲合作以造福当地的发言印象深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年2月份被提名为联合国大使的国会听证会上，她却为了展示“对华强硬”而推翻了此前的言论。无论格林菲尔德大使的转变出于何种原因，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特朗普虽然离开了白宫，美国对华外交却未必能回归理性的轨道。

首先，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生态和社会基础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迄今为止，并无任何研究或证据表明美国从对华贸易战中获得了巨大收益，然而特朗普团队却通过操弄贸易战等议题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舆论生态和社会基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和10月分别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估”已经从2002年的16%增长至74%，远远超过对中国的积极评估（22%），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其中，2018年是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自然是拜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所赐。同样，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也已经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梦”已经切切实实地取代了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美国梦”。简言之，双方建交以来所形成的民意基础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美国对华政治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美国政治中，赞扬中国和批评中国的声音一直同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性和稳定。然而，正如傅立民大使所言，无论特朗普出于何种动机，他打开了恶意丑化和攻击中国的大门。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后，包括格林菲尔德大使在内的一批经验丰富的职业官员从联邦政府中被清除，一些毫无经验的投机分子和激进人士却成为其座上宾，由此对整个联邦政府体系造成的“寒蝉效应”至今犹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基于对华施压的战术需要，把某些一味对华强硬的鹰派人士推到了前台，并纵容其通过各种恶劣手段在国内制造过度恐慌，进而绑架美国对华外交。凡此种种，不仅使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激进，甚至连理性的政策讨论也越来越困难。

最后，拜登团队或许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致命的“联盟困境”诱惑。尽管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但却往往存在着致命的“结盟陷阱”。对结盟双方而言，大国既希望通过结盟扩展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又总是担心被小国“牵连”，而弱小一方则始终担心在结盟中被抛弃。在人类历史上，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拜登总统希望改变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通过与盟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希望从中美激烈对抗中渔利者大有人在。在华盛顿一些短视的政客看来，借助这些反华势力遏制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诱惑。它或许可以使美国获得暂时优势，但却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包括将双方拖入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对抗。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也绝不是美国的天然敌人。对美国来说，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而是克服其自身的过度扩张、过度军事化，以及霸权心态和内部治理危机等。相反，与中国合作则恰恰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尼克松总统当年之所以能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带领美国走出冷战困境，正在于他能够抛弃个人偏见，基于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好恶来制订美国大战略。可笑的是，如今华盛顿政治圈似乎正在陷入“为反华而反华”的政治怪圈。在把反华当作“政治正确”心态的作祟下，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理性动机。拜登团队虽然对特朗普时期的外交多有批评，但在对华政策上仍未跳出其设定的框架。至于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消除特朗普留下的“遗毒”，重建中美关系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我们仍将拭目以待，只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乐观的理由。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