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拜登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一些相互矛盾、抵触的地方。

第一，大家都预期拜登上台以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与中国的交流沟通，中美关系不会继续处于2020这种态势，包括在某些领域会加强合作，比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包括还有经济方面，美国还要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抗击疫情、推动疫情后经济恢复。但与此同时，美国要继续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美国在在人权、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可能变得更强。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矛盾，因为拜登政府既要加强沟通，又要强化竞争，两者不容易同时实现。

第二，拜登政府团队的特色很鲜明，以拥有丰富经验的建制派为主，他本人强调支持全球化、遵守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性。但是在与中国竞争过程当中，拜登政府又会通过很多超越现有国际规则的方式来打压中国，如果不超越现有国际规则，美国很难在一种公开、透明、良性的竞争中获得它所希望的结果。所以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改变国际规则，包括推动形成不利于中国的规则。所以拜登政府遵守国际规则的含义，也是两面性的。

第三，拜登新政府面临一个现实的政策需求，就是要显示他的政策思路与特朗普明显不同。但特朗普采取的很多做法，拜登也很难放弃，包括特朗普一些标志性做法。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做法，从宏观上代表了美国反华政策的大方向，特朗普的某些无理做法可能也给美国带来了一些利益，尽管这是以一定的代价为前提。

拜登政府会努力显示自己与特朗普政府的不同，但是又很难拿出新的、明显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一样、并且让人很快就觉得这是有效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既要拉开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距离，又不得不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标志性政策，这给他的政策取舍带来压力。

第四，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中既想从长计议，通过长期的努力打败中国，又有很强的在短期内采取行动、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的紧迫感。特朗普对华态度急于求成、希望通过极限施压快速解决问题，但是经过4年努力，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效果，中美关系从速决战逐步演变为拉锯战。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转向另一个思路，就是拉长战线、从长计议。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也尝试过这条路线，并在这个方面花了七八年时间，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从长计议的思路不能说是失败，而是来不及产生效果，就被特朗普从根本上推翻了。现在拜登政府试图重拾从长计议、长期竞争的思路，他面对的局部比奥巴马时期明显更为不利，因为经过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的政策来回变化，从2010年开始算的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中间不少时间已经被浪费了。

所以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行动的紧迫感更强，留给他从长计议的时间并不很充分。因为如果从长计议，布局就要3到5年，拜登的一个总统任期就已经结束了，而且拜登的最后两年还要考虑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问题，至少希望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一个好结果。大选的考虑会对其很多政策带来复杂的影响，从而不得不偏离最初的战略设计。

对美国来说，疫情下中美实力差距在2020年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缩小，这使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对华政策的紧迫感增强。但他又要推动疫情后美国经济的恢复，这在客观上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而且拜登与特朗普不一样，他不是特朗普那种不顾脸面的人，既要跟中国有一些合作，又要加强战略竞争，这样的事情，从拜登的性格上似乎不太好处理，其中的分寸他很难拿捏。

拜登面临的内政局势十分复杂，既要应对共和党的牵制，还要应对党内各种力量，总体上可能是一个地位比较脆弱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强势的总统。这也会影响他的政策倾向，使他在遇到阻力的时候，不一定能继续坚持原有的政策，他会努力避免做一些会遭到国内某些政治力量十分反对的事情。

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的对华政策可能有些混乱，是多种因素妥协下的产物。从现实上说，混乱和妥协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偏强硬的政策更容易出台，因为这种政策引起的混乱比较少，不太容易被攻击，而温和的政策更容易被攻击，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往往不太给力；另外，温和的对华政策可能使他在国内被质疑为对中国不够强硬、是在采取对华绥靖政策。

关于美国与盟国的关系，美国会通过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来反对中国，但另一方面，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在国际上已经表现出有限的战略收缩态势。现在美国在疫情下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还有高额的联邦债务，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使美国很难在国际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

当前的美国经济基础很难支撑拜登政府很大的国际抱负，他可能会继续延续这种有限战略收缩态势。这种态势下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甚至较大程度的修复，但基本不太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关系的修复相对容易，应该比较快，但修复后可能进入一个平淡期。当前美国的部分盟国对美国的预期、对拜登的预期可能有点偏高，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发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只是一个有限的修复，能够提升的地方并不多。

还有一点，中美战略竞争因为是长期态势，美国很难主动释放对华缓和信号。因为这类信号的发送，可能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方向产生误判，这是美国希望避免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我的结论是，中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不容易低开高走，可能在低开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形成初步的稳定态势。

中国在拜登上台后的头几个月，不需要追求中美关系比较大的改善，不用做出特别大的努力去推动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美国对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倡议一般来说不会很积极，在这个阶段，只要不出非常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大事就行，这就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基础。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12月18日由中华美国学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海国图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系列研究会第三场“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原题“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如何可能？”，首发于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微信公共号。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