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两件事情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几年的中欧关系：一是2020年11月3日举行的美国大选，二是预定年底取得突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美国大选水落石出后，中美欧三角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从近日美欧互动看，拜登治下的美国似乎将与欧洲大幅改善关系——中国对此实难等闲视之。

有人说，特朗普的最大遗产，是开启了一个“全政府”反华时代。特朗普反华手段无所不包，从经济而政治，从外交而人文。欧洲也感受到了战火的炽烈，其在两个领域被“殃及”最为严重：一曰贸易，二曰科技。

在贸易上，欧洲认同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判断，但反对美国摆脱世贸组织、单方面发起贸易战的做法。何况，特朗普不单对华打贸易战，对欧同样不手软，甚至扬言欧洲“比中国还坏”。如果不是中美贸易战迟迟未能熄火，欧洲恐怕难以与美暂缓贸易争端。此外，欧洲还很担心中美2020年1月签下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欧洲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立场趋强的原因之一。

在技术上，欧洲同样分享了美国的恐惧：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和第五代通讯技术（5G）取得领先优势，并在半导体和量子技术迎头赶上；中国不但利用技术优势加强了国内治理，而且还在制定技术和产业标准。欧盟在2019年初通过欧盟范围内首个《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被认为主要防范中国并购欧盟高科技企业。

但是，欧洲不认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认为这会损害产业链甚至伤及自身。此外，欧洲也明白，美国压欧洲弃用华为的5G技术，安全只是借口——毕竟美国也监听欧洲，压制中国技术才是真正目的。在美国重压之下，安全上完全仰仗美国的欧洲在几经抗争后，不得不实际上弃用华为，并很可能因此延误基于5G技术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而美国并未对欧洲做出实际补偿。华为一案暴露了欧洲在地缘及科技竞赛中沦入第二梯队的事实，加剧了欧洲的焦虑感。

实际上，在军事及安全议题之外，美欧并非天然的盟友。恰恰相反，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竞争加剧，美欧之间的经济竞争已逐步制度化。美国力挺波音，欧洲各大国则联手扶持空客；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则推“伽利略计划”；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帮助美企打压欧洲巨头——这正是法国企业阿尔斯通高管在其畅销书《美国陷阱》中所披露的事实，而欧洲近年则以打击逃税、反不正当竞争、隐私保护等种种名义对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美国高科技企业大打出手。

拜登上台后，美欧关系迎来转机。在气候变化、北约、抗疫等许多问题上，美欧合作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美欧关系的真正考验不在于此。能否在贸易与技术问题上进行有效协调，才是对美欧的真正考验。

2013年6月，在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美欧开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这被广泛视为联手应对中国崛起、在贸易相关的规制及标准方面夺取制高点的举措。不料美欧内部都出现了巨大的反TTIP声浪。特朗普胜选后，本已命运坎坷的TTIP无疾而终。但是TTIP这一模式给美欧精英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变种”不断浮现。

特朗普曾在2018年6月的魁北克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议G7经济一体化（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但未被其他领导人当真。一个月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访美商谈贸易问题，出人意料与美达成协议，其中包括“致力于在非汽车产业产品中实行零关税、零非贸易壁垒、零补贴”。

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不少欧洲精英呼吁建立西方贸易联盟。德国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表示：为了应对中国，美欧应该建立“新的加强的西方贸易联盟”。欧洲议会最大党团领袖、欧洲人民党（EPP）主席韦伯（Manfred Weber）表示，应向美提议“基于贸易协议和共同对华方针的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但目前看，美欧精英对贸易联盟的热情已被对技术联盟的热情所取代。

2019年7月25日，欧盟发布特朗普与容克达成经贸协议一周年进展报告，其中表示：考虑到北京方面采用的竞争模式，欧盟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体合作制定技术标准的“战略理由……从未如此大”。

从2020年西方战略界的讨论来看，技术合作犹如2013年时的TTIP，承担了“升华西方”的新职能。今年年初，便有传言称英国政府打算创建“技术十国集团”（Tech 10），参与者除G7成员之外再加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到下半年，则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字贸易区”建议、美德日智库联手推出的“技术联盟”倡议，直到近日美国《外交》杂志发文倡议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芬兰、瑞典等12个“科技民主国家”建立全新的国家集团“T-12”。

不难看出，为了体面地将中国排除在外，“民主”逐渐成为即将浮现的技术联盟的前缀。西方精英完全从战略高度认识国际技术竞赛，如《外交》杂志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包括创新的力量、使用标准的制定、以及决定如何使用技术的制度的建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被淹没在繁杂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小众的工具主义问题——它们是现代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要素。”这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为何欧洲对中方所提《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及“中欧数据伙伴”兴趣不大。

欧盟委员会12月2日发布《欧盟-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新议程》，其中关于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的提议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欧方称，“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驱动的跨大西洋合作平台，强化美欧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

《新议程》根本没有提及TTIP。可以看出，欧盟已决定不再重拾TTIP，而将美欧贸易合作的着力点放在停止贸易战、改革世贸组织、共同规范他国贸易行为上。此前TTIP所肩负“抢占规制制高点”任务，则由技术合作承担。《新议程》指出，技术合作“关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民主”，欧美应结成技术同盟，主导技术的发展、使用和监管，“使跨大西洋技术同盟成为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更广泛联盟的支柱”，具体建议则涉及数据税、保护关键技术（特别是5G）、人工智能协议、监管和标准合作等。

欧洲在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在全球技术规则制定方面，却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有好事者统计，在2019年上半年，欧洲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界一共提出了近200份新的技术监管建议，占了全球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仅提出28%的建议，中国为3%。欧洲已经在为全球技术监管设定议程。

然而，美欧在技术监管及标准上的分歧绝不亚于在TTIP上的分歧。如果说，TTIP难产说明两个社会深层次规则的对接十分困难，那么这个道理在“技术联盟”上仍然适用。2020年7月，欧盟法院以美国的监控计划不利于数据保护为由，判定美欧之间的《隐私盾协议》无效，便是美欧价值观分歧导致技术监管合作破裂的一个生动例子。而欧洲多国以“监管不足”联合抵制美国企业脸书领头打造的虚拟货币“天秤币”（Libra），则揭示了技术外衣下美欧金融权力争夺的事实。

欧洲对于美欧合作前景并不“天真”。其在积极提倡议之余，也在作多手准备。首先，欧洲虽然乐见拜登上台，但仍在积极攒谈判筹码。世界贸易组织10月13日就欧盟指控美国补贴波音作出仲裁，允许欧盟对美征税报复，但欧盟按兵不动，似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然而，在拜登胜选后，11月9日的欧盟贸易部长会议决定对美征税。主持当日会议的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欧盟对拜登的欢迎姿态是与拜登减免对欧关税相联系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则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暂停对欧征收关税，那么欧方也将暂停对美征税。

与此同时，欧洲仍高度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对欧洲震动很大。RCEP的参与者除了东盟十国外，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覆盖全球人口、GDP、贸易额约三分之一。这不但证实了中国拥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诚意，还提醒了欧盟以下事实：中国的邻国（也是美国的盟友）不愿、也不能与中国脱钩。有欧洲学者提醒欧盟学习日本的经济外交技巧，因为日本显然在中美间游刃有余，与中美两者（甚至与欧盟）都达成了贸易协议。

虽然欧盟内部有人认为，由于拜登当选，欧盟应暂缓与中国进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但实际上欧盟仍在推进此谈判。欧盟内部称此协议为《全面投资协议》，“全面”二字显示协议内容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协议，而涵盖市场准入、国企角色、国家补贴、劳工及环保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此协议能谈成，中欧经贸合作将往前大进一步，并有望接着谈判中欧贸易协定以及展开《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相关合作。

（作者为欧洲问题研究人员，“澎湃”特约撰稿人，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