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今年来，印度对多边机制的心态明显生变。

一方面，印明确希望争当国际秩序重塑的“领导性力量”，不愿在全球治理议题上被他国特别是中国“矮化”；另一方面，新德里的多边主义外交中“西化”“排华”色彩日益浓厚，导致印度对中方能发挥牵头作用的多边机制兴趣和期望同步下降，另组排除中国的多边或区域机制，甚至加速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

虽然，莫迪政府对多边机制的政策立场变化由多重原因促就，但很大程度上与其自我身份定位或角色期许更加密切相关。

一是要当世界“领导性力量”。

新德里在多边舞台上逐渐放弃1998—2014年间印历届政府在对外战略中扮演的“平衡性力量”的角色，即不愿被动地成为其他大国博弈的“地缘战略棋子”，转而日益强调在新一轮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地区秩序重塑中追求“世界领导性力量”。为此，莫迪政府还重新将“战略自主”解读为“保持选择盟友的战略自主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莫迪政府更是高举“基于规则的、透明的、有改革的多边主义”大旗，称疫情暴露现有治理机制不足以及中美博弈之弊，有必要对现有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卫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而印度则可在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甚至认为印度将“决定多边主义未来”（印度外长苏杰生语）。

值得一提的是，为凸显自身“领导性力量”这一定位，新德里不愿让中国在任何多边机制里“出风头”的心态日趋明显。一方面，新德里倾向于在多边机制里干扰中国议程，借口就是中国议程或中国方案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为打造印度“领导型角色”服务；另一方面，新德里希望避免多边机制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助推器。例如，在金砖、上合内部，印度不但很少去做促进内部团结之事，甚至还从内部搞一些拆解动作。

对一些无益于印度追求“世界级领导性国家”地位甚至反而有益于增强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的“领导性力量”的多边机制，印度则干脆退出。例如，莫迪政府于2019年年底退出RCEP的最终缔结，反而积极寻求与日澳美构建“弹性供应链同盟”。

二是要当发展中国家“领头羊”。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特别是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不少发达国家鼓噪拒绝认同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使得印度希望取中国而代之，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真正代表”或“真正群主”。在印度看来，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回归”，因为印度在尼赫鲁时代即曾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

曾几何时，中印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多哈回合世贸组织谈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等议题领域通力合作，并不断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然而近年来，中印多边舞台上的合作氛围日益淡去。中印双方发展落差的不断拉大导致两国“身份”认同差异不断扩大，继而导致两国利益诉求分歧也日趋明显。这种变化逐渐使得中印双方多边合作——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上的多边合作——基础日益遭受侵蚀。例如，在近年的金砖峰会上，印度日益强调其与巴西、南非三边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属性”，有意与中国拉开距离。

三是要当“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

基于印度洋得天独厚的地理与地缘优势，特别是印度地处南亚—印度洋的独特地理位置与地缘优势，印精英阶层中普遍有“独享”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门罗主义”情结。美国早在奥巴马一任时期就不但明确印度是“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支点”，还是“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即“印度洋警察”）。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不断推进，印度自感凭一己之力难以继续维持其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性地位”。为此，印度不断在南亚、印度洋地区打造自己主导的多边发展机制，并深化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多边安全机制。

此外，印度牵头还积极运筹印度洋小多边合作机制。例如，今年9月，印与法澳举行首届副部级印太三边对话，达成加强印太战略合作共识，并将该对话固定为年度机制。印媒还透露三国有意签署三边后勤保障协议。同月，印媒透露印积极与澳、印尼接触，酝酿举行外长级对话，并筹建外长防长“2+2”对话。澳驻印大使奥法雷尔呼吁三国成为“印度洋地区的监护人”。

四是要当“价值观同盟”的当然成员。

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与美西方价值体系存在诸多相通之处。10月，印外长苏杰生声称印是“西南方国家”，意在强调印既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与美西方共享“民主价值”的“准西方国家”。基于此，印度政治精英自然往往会站在美西方的角度，对华大搞意识形态攻势。

印度精英倾向于认定，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多边机制合作势必“行稳致远”。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其头号地缘战略竞争者，两国在发展领域和国际议题上的合作不足以改变此定性。近年来，新德里对中国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小多边机制热情明显衰退，但对与美西方共推多边机制建设的兴趣明显增强，其原因就在于此。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上合、金砖、东亚峰会等平台积极呼应美方立场。据悉，印反对“支持世卫组织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应有作用”表述，导致今年金砖特别外长会未能发表成果文件；对我国推进的生物安全、外太空安全、金砖扩员等倡议亦持否定态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