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宣布了首批内阁成员名单：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Avril Haines)、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以及气候变化特使克里（John Kerry）。这几位高官都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将是美国新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团队的主要成员。

这一名单的出台，让外界迅即产生拜登政府欲回归奥巴马路线的联想，以至于拜登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他说：“这个团队彰显出美国回来了，准备领导这个世界，而不是从世界退缩；美国再一次占据首要位置，直面我们的对手、不拒斥盟友，而是为我们的价值观挺身而出。”拜登强调，他虽然启用了奥巴马时期的“旧人”，但却并不意味着他的政府将拥抱“旧的”理念和做法，“虽然这个团队拥有无与伦比的经验和成就，但他们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想法，即我们不能用旧的思维和不变的习惯来迎接挑战。”

显然，拜登不愿意外界用“奥巴马棱镜”来看待自己的政府，他说，“这不是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我们面临的世界与奥巴马-拜登政府时期面临的世界完全不同”，“特朗普总统已经改变了格局”。

的确，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即将入主白宫的拜登面临如何处理“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的难题。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虽然落败，但他得到的7200多万张普通选民票，表明其内外政策主张仍获得大量民众的肯定，“美国优先”的政纲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也已经给美国外交打下深深印记。

“特朗普遗产”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作为“政治素人”和“反建制派”，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作为施政总路线，展现出强有力的“破局者”姿态。在政治领域，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执政以来并未试图努力弥合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争，反而进一步利用甚至促动国内的“分裂”来巩固自身执政基础。面对各方面的反对力量，特朗普上台后处于一种“持续竞选”状态，他并不在意赢得广泛支持，而是着力维护选民基本盘，深化美国蓝领白人、农民等铁杆支持者群体的拥护。

特朗普把所谓“全球主义”作为攻击的靶标，展现出从全球事务中不断“抽身”的态势，具有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取向。在处理同盟关系、经贸关系、国际责任等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非美国”特征的举措，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虽然有强大实力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相较于其他大国仍然极为强大的国家经济、技术、安全实力，并以双边主义方式放大这种实力优势，通过“贸易战”等讹诈性、霸凌性手段，逼迫对手做出较大让步。

特朗普在对待美国同盟关系方面体现出“交易主义”理念，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诺视为商品，要求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付费”并切实承担自身责任。特朗普公开质疑美国同盟和北约的重要性，将欧盟称为“对手”（foe），甚至对盟友进行“分化”。他支持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英国“脱欧”，并且威胁对德国实施制裁。对此，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责特朗普“贬低、破坏甚至在有的情况下抛弃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弃了美国促进集体行动以应对新的威胁的领导力，特别是那些在本世纪有独特性的威胁。最严重的是，他对民主价值观感到厌恶，而这些民主价值观赋予我们国家力量并让我们合众为一。”

特朗普毫不掩饰对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轻视乃至敌意，他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以傲慢和挑衅口吻多次严厉抨击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称“我们永远不会将美国的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官僚体制”。特朗普执政近四年来，大搞“退群毁约”，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修正主义霸权”。美方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顾欧洲盟友的强烈反对执意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还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采取制裁举措。

应该说，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言论和做法给美国外交和美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显著的冲击。2020年9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一份针对东亚、北美和欧洲的13个国家民众的民意调查报告，该报告称，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在很多重要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声誉显著下降。即便是在英国、日本等与美国关系极为密切的盟国，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公众比例也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在很多西方战略界人士看来，“美国优先”逐步沦为“美国孤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所言，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特朗普想用“愤怒的单边主义”扭转这一趋势，但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难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实际上，“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国内也备受批评。作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称为“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也曾是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顾问。作为共和党人，她批评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对基于价值观的政策制定的鄙视”，使美国和盟友的关系显著疏远，甚至形成“美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局面；“美国优先”让美国变得落后，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日趋下滑，“后美国秩序”（Post-American Order）逐步显现。

回不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拜登将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届时他已78岁，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拜登曾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经验颇丰。在谈及自己的外交政策纲领时，他誓言要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修复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地位造成的损害。然而，未来几年，拜登想要消除“特朗普主义”的影响几无可能，他也难以再让美国重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路线。

美国社会内部围绕党派、族群与阶层所形成的深刻“裂痕”难以弥合，而这将从根本上制约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雄心壮志。在此次大选中，为特朗普投票的美国选民数量比四年前增加1000多万，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纲包括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至少在他的基本盘可谓“深得人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此次大选残酷地揭示了美国的政治两极化程度，并且未来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分裂。虽然拜登赢得总统大位，但共和党在议会层面的选举中多有斩获，未来几年拜登的执政将受到来自共和党的强力掣肘。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所言，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资本方和劳动力之间都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结果导致人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许多群体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将会延续，美国的民粹主义也是全球政治极化和旧政治秩序瓦解的体现。应看到，未来几年，美国白人中下层民众与“全球主义者”和其他精英阶层的深重对立仍然难以缓解，前者反对美国承担过多国际责任，美国的“内顾”倾向将会持续。

在来自共和党和民粹主义的阻力之外，拜登还要面对民主党内部的束缚。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中输给特朗普，这给民主党政治人士带来重击，他们针对为何败选进行了深刻反思，普遍认为需要对全球主义的政策路线和做法进行修正，要更加有力地保护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认为，这场在民主党内部展开的辩论虽然受关注不多，但它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国际经济政策将具有重要影响。

民主党内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为代表的“进步派”力量，并不愿意美国的对外政策重新回到以自由贸易、海外干预等为特征的路线。民主党“进步派”力量倡导“进步主义的外交政策”（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高度重视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国际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内社会的影响，明确反对一味追求“自由贸易”，强调外交政策需要更加注重维护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为了赢得此次大选，拜登非常注重整合民主党“进步派”的观点和政策方案，伯尼·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顾问马修·达斯（Matthew Duss）、伊丽莎白·沃伦的外交顾问甘尼什·斯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等人也力图加大对拜登政府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加入了拜登的政策团队。

在拜登的核心外交政策幕僚中，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等人是新一代民主党人的代表，他们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对外战略的看法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并不赞成回归奥巴马时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路线。比如，他们对“自由贸易”缺乏热情，却高度重视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沙利文等人称，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如今，权力越来越从经济的角度得以界定和施展，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世界。威权资本主义正对此前流行的模式——市场民主体制带来挑战，技术破坏力、气候变化和不平等也在让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变得不堪重负。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政策将会决定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成功或失败，至少会和其他事项的分量相当”。

“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上述因素或会导致，拜登政府上台后难以很快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重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拜登本人也表示，他将施行“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在缺乏对美国中产阶级保护的情况下不会加入任何贸易协定，劳工和环境保护者等群体的代表将会参与新协定的谈判。拜登称自己一直是“公平贸易”的倡导者，信奉“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与特朗普如出一辙），将“确保国际经济的规则不让美国受到伤害，因为一旦美国公司参与的竞争是公平的，它们就会胜出”。

而在经贸领域之外，拜登政府想要推动美国真正回归多边主义，也将是非常艰难的。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已经成功地将“大国竞争”塑造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实际上，这种转型并非肇始于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大国竞争”问题就已经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接触中心执行主任迈克·卡彭特（Mike Carpenter）长期担任拜登的顾问，曾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等机构负责俄罗斯和军控事务。卡彭特称，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大国竞争仍将是“首要焦点”（primary focus），而拜登在执行相关战略方面将会更加有力。

总之，拜登治下的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对以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怀旧，拜登政府或会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主义”的相关理念和做法。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已经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核严重受损，拜登政府难以在它的四年任期里消除美国自身的“非自由民粹主义”（illiberal populism）问题。

拜登政府上台，或许不会迎来属于拜登的新时代，而是“后特朗普时代”的延续，“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会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言，“人们希望，一旦特朗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美国将恢复其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不要指望这一点。自由的美国霸权时代不过是冷战刚结束后的一个产物……在特朗普本人卸任后很长时间里，特朗普的印记会持续存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澎湃特约撰稿人，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