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0月14日，必然会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大批反政府民众走上街头，包围总理府，要求巴育总理辞职、修改宪法、改革王室。而当日恰逢王室举行宗教仪式，代表泰王出席活动的素提达王后和提帮功王子的王家车队通过集会民众时，遭到在场民众高声抗议，并以三指礼“致敬”王室。这是等级森严的泰国社会近几十年来首次出现公然集体“犯上”的行为，令世人震惊。

泰国政府除逮捕多名集会骨干成员外，还紧急宣布曼谷中心区域戒严，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出乎意料的是，10月15日下午，反政府集会者丝毫不顾政府戒严令，依然在曼谷市中心继续大型集会，并将政府的戒严令斥为“一张废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泰国政治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究竟出路在何方？

反政府集会者高举三指“致敬”王后

早在一个月前，泰国反政府团体已经高调宣布将在10月14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举行大型集会。之所以特殊，一是因为1973年10月14日泰国学生举行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政府集会，导致他侬军政府下台，选择这个日子具有“向历史致敬”的含义；二是10月13日是泰国先王普密蓬逝世4周年纪念日，10月14日泰国王室将在多座寺院举行佛教仪式，反政府集会所在的民主纪念碑广场是王室车队行驶的必经之路，强烈呼吁改革王室的年青一代将与王室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相遇。泰国政府和社会并不过分担心集会本身，但是对于反王群体在王室车队经过时是否会做出僭越行为，心中充满担忧。

10月9日，“解放人民团”、“法政大学民主联合阵线”、“坏学生”等主要反政府团体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所有团体合并为一个总团体，名字沿用1932年政变时的“民团”（也译作“民党”）。“民团”核心领导人物阿侬·纳帕律师明确表示，集会者将不会阻拦王室车队经过，但是不会跪拜，而是站立两旁、高举三指。他的这番表态令泰国社会议论纷纷，政府如临大敌，安排了一万多名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而曾经在“红黄大战”中声名显赫的素贴·特素班、普塔伊萨拉高僧，以及瓦隆医生、连通医生等“保王派”知名人士纷纷号召自己的拥护者们10月14日身着黄衫，在王室车队行进路线两旁迎驾。

10月13日下午，来自泰国东北部的反政府群体在派·道丁的率领下，提前来到民主纪念碑附近“抢地盘”。但警方因其所占之处将妨碍拉玛十世国王当日下午出行为由，对他们行为进行制止，派·道丁等人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向警方泼洒蓝漆，最终他和其他20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派·道丁的被捕提前引燃了“战火”，许多民众当晚冒雨集会，要求警方释放被捕者。此前被一些反政府民众诟病“胆怯如鼠”的原新未来党党魁塔纳通也走上街头，身着雨衣，高举三指，参加集会。“民团”决定将原本定于次日下午两点开始的集会提前至上午八点开始。

10月14日，各路人马按计划在曼谷各处集结，“民团”领导的反政府力量占领了民主纪念碑广场，黄衫“保王党”各派系则在王室车队行经的拉差丹能路两侧各自安营扎寨。尽管“保王党”与反政府集会者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肢体冲突，但双方总体较为克制，绝大多数时刻都相安无事。

当日的“高潮事件”大约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反政府力量从民主纪念碑广场向总理府进军，行至彭世洛路时恰逢素提达王后和提帮功王子车队，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终于上演。一部分反政府民众堵在车队前方，王后和王子乘坐的轿车被迫怠速缓行，甚至一度停车。而被警察人墙隔离在后的大量反政府民众群情激昂，朝王室车队高举三指，有的口中高呼“老子的税”（暗指当今泰王拉玛十世挥霍无度），有的则高呼“国家、宗教、人民”（泰国传统教育中，尊崇“国家、宗教、王室”是核心价值观）。不过值得赞赏的是，受到冒犯的素提达王后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而是面带微笑，望向窗外。不知当时的她，心中作何感想。

随后，反政府力量占领总理府周边，搭建舞台，“民团”领导人物轮番上台发表演说，核心要义是要求巴育下台。由于当天不是周末，不少民众下班后前来参加集会，夜晚的集会人数不断增多。“民团”自称有30万民众集会，根据泰国媒体估计数据，约为一万多人。

巴育政府强拳还击，反对党强烈抨击

当夜在总理府外，警方始终严阵以待，多次要求集会终止，但阿侬、帕里等集会骨干并未予配合，还表示要在总理府外集会三天三夜，与警方叫板。15日凌晨4点，一直关注局势进展的巴育总理紧急签署命令，宣布在曼谷中心区域实施戒严，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活动。半小时后，阿侬宣布集会立刻结束，要求所有集会者离开现场回家。他和帕里随后被警方抓捕。5点半时，巴育总理再度签署命令，任命巴威副总理负责紧急状态下行动指挥。6点45分，“民团”宣布，15日下午4点在拉巴颂街区再度举行集会。7点，警方宣布“战果”，并表态严禁拉巴颂街区集会。尔后，“民团”另一位核心成员巴萨娜（昵称“彩虹”）在考山路一家酒店被警方逮捕。

15日中午时分，阿侬律师被警方用直升机紧急送往清迈法庭羁押，不予保释。他通过脸书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再度引起反政府民众怒火。当日下午4点，尽管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在拉巴颂街区驻守，不允许任何人组织集会。但是，不少民众和学生们都冒着被逮捕的风险聚集此处，尚未被捕的“民团”核心成员麦克·罗勇的出现再度令现场气氛急剧升温。这位曾经高呼“愿以一人生命换取大众民主”的“民主斗士”表示，“尽管知道前途一片黑暗，但依然愿以牺牲换取民主”，并且呼吁“不要理会什么戒严令，将集会进行到底”。在警方的再三通牒下，集会最终于晚上10点结束。但是，集会骨干又约好次日下午5点同一地点不见不散，令巴育政府十分被动。

巴育政府除了逮捕多名集会核心骨干外，还对“冒犯王后车队”事件的反政府民众和执行任务不力的高级警官们动了真格。当天，警方以“危害王后自由”的罪名逮捕两名围堵王室车队的为首者。根据刑法第110条第2款，危害王室成员自由与安全者，将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外，巴育还下令撤销了3名直接负责王室车队安全的高级警官职务，分别为：首都警察局副局长、首都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和警察总署情报局要员保卫处处长。

根据《紧急事态法》规定，巴育还将陆军第一军区三个营兵力调至曼谷，其中有一百名士兵进驻议会大厦，其他人员集结待命。

巴育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反对党的猛烈抨击。为泰党、远进党等7个反对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心，要求巴育立刻取消戒严令，并且释放所抓捕的“民团”骨干。塔纳通也代表“前进团”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他也呼吁巴育尽快辞职。至今，巴育政府尚未作出进一步回应。

泰国政治出路何在？

毋庸置疑，泰国政治又陷入了原有的怪圈之中。当前上演的一幕幕，都似乎是在重演历史：弱势一方的政治诉求无法通过议会斗争得到满足，则诉诸街头政治，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游行。紧接着亲政府民众也走上街头，双方对垒致使国家几乎瘫痪，法律形同虚设，政治无法和解，唯有军事政变。而军事政变只能短暂掩饰矛盾，对于深层次的矛盾不仅无法解决，反而会因军人集团的介入而变得更为尖锐而难以调解。政变之后，一地鸡毛，政治怪圈又重新开启，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下一次政变。

然而，就当前形势而言，军方还有可能发动政变吗？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者说几乎为零。十天前，新任陆军司令纳隆潘上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明确表示，政治的问题应该以政治方式解决，军队将不会介入政治争端。泰军最高司令查棱蓬上将也表示，政变并不在军队的思想之中。尽管有人说，军方的这种表态并不可全信，但是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现状，的确不允许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即使发动了政变，拉玛十世国王恐怕也不会签署命令，承认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毕竟反政府运动中针对王室改革的“十条主张”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国王不能为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背书。

军事政变既然不太可能，那么“政治问题还应该政治解决”。巴育宣布实施戒严，戒得了一时，戒不了一世。何况反政府力量根本没有把戒严令放在眼中。戒严第一天，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拉巴颂街区集会，令政府颜面扫地。倘若以违反《紧急事态法》为由逮捕集会者，人山人海，如何抓捕？倘若仅逮捕集会骨干，则正中其下怀。很多集会骨干就是奔着被逮捕的目的来的。笔者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现在正是这些反政府力量骨干成员积攒政治资本的时候，未来如果他们这一派得势，凡是进过监狱的人，在竞选中都是很大的加分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逮捕几个骨干成员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终出路会是什么呢？正如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直接导致了1932年泰国的君主制改革，2019新冠疫情也是当前泰国政治乱局的最直接影响因素。经济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要想走出政治斗争泥淖，最理想的情形就是国家经济复苏，迅速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人民安居乐业，年轻人朝气蓬勃。但是，就眼下形势来分析，这种可能性极小。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极为巨大，泰国经济衰退严重，尽管巴育宣布将斥资上万亿泰铢修建跨泰国湾大桥等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过长的论证建设周期会磨掉民众的耐心，而且债台高筑的泰国政府始终让民众感觉不太放心。

既然这条路没有可能，那还有什么方法呢？笔者大胆揣测，可能只有巴育总理做出自我牺牲，才有可能令局势恢复平静。毕竟，在“民团”的三大要求中，巴育总理辞职是第一条要求。相对于“改革王室”而言，“要求巴育辞职”更能令“民团”争取到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只要巴育总理愿意辞职，则政治僵局可破，整盘棋都可以救活。反政府力量可借此机会，就坡下驴，将“改革王室”的要求暂时收回。为泰党也因此可以放下与2014年政变领导人巴育之间的恩怨，而与公民力量党握手言和，最终或可联手治国。

究竟形势会如何发展？我们还是密切关注，拭目以待。

（作者为泰国问题研究专家，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