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日本政府空喊改革口号,但并未真正深化改革。致使日本“政官财”铁三角依旧稳固,改革难以推进。菅义伟内阁接过“安倍政权”招牌,举起改革的旗帜,能否走出“平民首相”的务实道路,关键还看他能否尽早推出被认可的“改革着力点”。这关乎改革能否突破现有困局,关乎日本经济能否在新技术时代抓住机遇迎来复兴。 |
日本菅义伟内阁履新伊始,新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便放出大招,开设“官僚主义投诉”网上通道,可在线投诉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等。孰料,仅几小时便因“投诉邮件太多”不堪重负,被迫关闭网页,引起舆论关注。 此事在日本之所以能引起不小的反响,是因为这反映出几十年来日本的一些“痼疾”。一是日本行政部门规矩太多,办事程序化严重,循规蹈矩犹如“机器人”,养成了官僚主义作风,行政效率低下。二是河野太郎作为“行政改革大臣”新官上任头把火就犯了官僚主义,惹得焦头烂额,暴露了他“缺少政治常识”。 在安倍内阁时期历任外务和防卫大臣的河野太郎,堪称外交安全政策通。按说,新内阁启动,本应发挥其政策才华,给其辅助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机会,但新首相菅义伟却180度大转弯直接任命他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推进国内改革。菅义伟早期曾因担任著名的改革设计师、前总务大臣竹中平藏的副手,被普遍认为是自民党改革派精英之一。菅义伟内阁自然也贴上了改革标签,为市场看好。河野太郎年轻气盛、思想活跃,遂被安排在敢踢“头三脚”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位置。 但在日本政治中,“改革”实际上成了冷战结束后年年喊、代代喊的口号,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历代政府化解难题的“锦囊妙计”。自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丢掉单独执政机会,虽经历细川护熙的“规制缓和”(放松管制)、桥本“六大改革”以及“小泉改革”,但各种无形的规制仍塞满日本行政体系,成为严重阻碍行政效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羁绊,事实上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停滞的制度要因。 比如,在经济产业省的一楼大厅里,你可以看到企业界的人士在那里排队等候叫号,等待政府官员接待,听候“行政指导”以帮助解决“经营问题”,或倾诉苦情。在经济产业领域貌似激烈竞争,实则仍有入围资格限制,入围者之间才有竞争。而谁能入围,则受无形的规制限制着。更为司空见惯又不可思议的是,最近大阪知事桥下彻提出,大学新学年开学时,校方发给新任教师的通知书必须是手写的,而不能是电脑打出来的;有些公司在疫情期间推动网上办公,才发现公司的网站是个“局域网”,连接外网很麻烦还容易受网络攻击。更有甚者,网络签名无效,必须回公司盖上一直沿用的“人名章”。而这个“人名章”其实就是一个“姓”,因有留印,而带有专属性、权威性。在眼下的日本,无论银行、学校、行政部门都认,且必须加盖之。可以说,网络化、数字化、远程化甚至智能化,瞬间被这枚小小的“人名章”阻碍了。 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乃至自动驾驶等技术飞速发展,下一世代的领导性技术扑面而来,技术产业创新、年轻人创业风起云涌,而日本年轻人则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无奈感。纵然手里有超前的技术、适合市场的奇思妙想,风险投资、自主创新面临一道道坎儿、一面面玻璃墙。尽管安倍政府曾力推劳动改革、女性就业,甚至“开窗”让外国就业者进来,但实际上,风险企业、创业企业以及决定下个时代的领导性技术产业,面对僵化的劳动制度、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官僚主导的行政制度,最终不得不大面积夭折。 形成这一现状的最主要原因,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现有利益团块、与此关联的行政利益集团、幕后操控的政治利益集团,即所谓的“政官财”铁三角依旧稳固。根本问题就在于,历届政府空喊改革口号,并未真正深化改革。而安倍政权执政7年8个月,标榜“保守主义改革”,实则为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牟利,如推进了法人减税,却不遗余力地给个人增税,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10%。该项税收并非专款专用于社保,事实上用于生育补贴等“安倍政治”。而广大低收入人群不得不面对实质工资未增而税赋先增的窘境。 菅义伟内阁接过“安倍政权”招牌,举起改革的旗帜,能否走出“平民首相”的务实道路,关键还看他能否尽早推出被认可的“改革着力点”。这关乎改革能否突破现有困局,关乎日本经济能否在新技术时代抓住机遇迎来复兴。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