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近日召开“危机下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专题研讨会，就当前形势下国内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疫情会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开放以及将如何调整中国布局等问题展开讨论。GAMF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判断当前形势有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疫情是否能得到控制。疫情防控针对的是全球范围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如果某些国家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全球的旅游、交通、交流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恢复正常。而疫情很难判断，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是否研制成功。目前疫苗研制在各个国家均有所突破，基本上都进入了临床三期试验，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疫情，因为病毒在变异。我认为明年才能真正的控制住疫情，所以疫情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因素。

二是中美关系正处于四十多年以来全面紧张的状态。以中美两国在全球中的体量来说，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将有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当前政策被政治化、民粹化“绑架”，很难预测今后几个月内，特别是美国大选临近时会发生什么。

三是各国的短期政策因素。因为中长期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国、美国、欧洲各国的结构性问题，暂时很难判断各国在面对较差的短期环境时，是否能强有力地推出结构性改革。当然中国有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压力的冲击，越有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对短期政策来说，各国都有不错的应对。

四是投资的国别风险。我不看好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我同意刚才嘉宾所说，中国不会出现V型反弹。因为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的大型经济体来说，上述的三个因素没有解决，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V型反弹。从7月份数据看，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生产加快恢复，市场销售持续回暖，我估计中国全年可能出现正增长。

全球看，东亚地区可能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当然其中有中国，也有东亚国家在疫情防范上的贡献，这些措施总体上是有效的，因为这些国家在意识文化上没有特别极端的表现。在东亚地区，可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较为支持政府对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所以东亚受疫情影响较小，在全球经济占比方面，最近几年也呈现上升态势。

02

谈到中国，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不错，就不再给大家回顾了。在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已经极度宽松，名义赤字率是3.6%，实际是6%以上。因为1万亿特别国债对应1%的赤字率，其实际上是由中央财政付利息，地方为主使用，跟一般赤字一样，所以名义赤字率加上1%就是4.6%。而今年的地方专项债是3.75万亿，比去年多了1.5万亿左右，赤字率为1.5%，合计赤字率提高到6.1%。货币政策以宽松为总基调，但掌握适度，这一点很好。不能过分宽松，以免之后造成通货膨胀。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终端的需求不足，所以CPI的上涨并不多。实际上，在2.7%的CPI中，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本身就占比2.5%，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涨。

现在各国的政策方向是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资金要如何流向实体经济？我观察到，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次疫情下能较好的配合，特别是在结构上。比如，央行推出一些结构性的工具，财政给予适度的补贴等等。

此外，政策上，监管方面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不论是查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还是一些地方小型银行，此前长期不重视风险，各地区、各金融行业盲目扩展。监管架构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出现风险，现在正在进行治理。

我们还观察到监管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证监会正在清理场外配资（不规范的加杠杆资金进金融市场、进股市）。银保监会虽然支持发展银行理财业务，但是要求理财必须子公司化，进一步隔绝风险。因为我国长期资金来源较少，主要的资金在银行，银行母行如果过度发展理财，容易对银行自身带来大的风险隐患。我认为，今后银行理财会进一步子公司化，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母行会进一步隔绝风险，股权占比降低，同时会继续清理资金池。本来提出以资金池做投资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净值化，而不应该用各种各样的会计准则来操纵收益。《资管新规》给了过渡期，逐步实行净值化，现在把过渡期适当延长是必要且理智的。但是金融机构希望再延长，我认为该适可而止，还是要按市值计价，不然我们穿透不了底层资产，我们看不到风险，没有纪律，也扭曲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

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外资金融机构持股的股权比例和可投资范围都在大幅度放开。从7月份出台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将给予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以资金进出的方便。此外还提出需要防控热钱的跨境流动，这两者是有矛盾的，需要掌握好。作为机构投资人，在配置调整中，需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对中国加仓、减仓，如果退出碰到很大的麻烦，就很难进入中国。所以要对这些配置型的投资给予资金进出的方便，但是要防止热钱的跨境操作，这在全球是有经验教训的。

我观察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我觉得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表现，在S&P500大幅度下跌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受了一点影响，但没有大跌。中国股市涨的时候，也没有像S&P500那么大的反弹，但是基本也呈上涨态势，所以两国的市场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从经济的底层情况看，目前中国在全球来说是最好的，这个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了市场。

在此环境下，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是非常对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是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动管理很有余地。以流动性股权类的资产举例，假设它是指数增强型，我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委托给境外的投资人，能够高出指数2-3个BP，就算做得很好了；而我们在境内委托给公募股票基金管理人，均选择头部的管理机构，能高出指数两三百个BP。原因就是在不成熟市场，好的基金管理人是有余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熟悉发达市场不等于熟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它是个不成熟市场，好的主动型管理人，它将会获得好的超额收益，但也要重视风险管理。所以，我建议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第二个就是加强风险管理。中国人有风险偏好倾向，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是风险，他看到的是机会，两者之间要平衡。严格按照成熟市场的风险管理，在中国就做不成；完全按照中国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理念，就会散户化，两者之间要平衡。

另外，投资人在目前情况下要重视资产类别和地区的分散。以地区分散来说，我建议关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是表现较好的一个地区，经济情况较好，而且该地区无论是东盟，或者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重视对另类资产的配置。无论是私募股权，还是困境债，困境机会，还是基础设施，这方面应该适度加大。就固定收益产品来说，目前收益率很低。我认为风险管控之下，应加大信用债，加大在表现较好地区的配置，比如我之前所说的东亚地区，不管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都有较好的机会。而对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来说，其收益可能不错，但资产是汇率资产，收益按资产类别获取收益，但折成美元后可能是负的，因为其货币会大幅地贬值。而在中国，我不认为汇率会大跌，日韩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出现大的问题。这是我对投资方面的一些看法。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可以比较好解决的，但也很难预测。其中最难预测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为它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目前大选和疫情的情况之下，都将其政治化。美方处于少输算赢的“负和博弈”思维中，我认为中美双方都要理性，不要引起过度的摩擦。

长期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受资本趋利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就业机会的转移等，需要各国采取政策加以校正，特别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予以校正，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美脱钩，我认为是双输，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最终走向正常，但短期会造成大幅度的波动，长期看，中美互相进行投资，长期还是利好的。

03

我认为，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不可持续，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例如这次疫情显现出的，因为工厂在国外而造成的口罩短缺现象，国家很可能以补贴的形式，把涉及卫生安全的产业链往就近国家，甚至往本国拉动，这是必然的。

第一方面，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改变。例如第一季度，湖北和武汉实行封城，造成全球汽车行业紧张。因为武汉在某些汽车零部件领域供应了全球70%以上的产品，如果武汉再封锁一个季度，全球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后全球化不仅仅取决于效率和利益，更要分散风险，这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

第二方面，逆全球化被政治化是比较可怕的，需要各方面合作。我了解到国际投资者都比较看好、并愿意投资中国。所以我想给大家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越有压力，越要推行改革开放。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峰会上，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实行大规模开放，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所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推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之前谈到资产类别分散、国别的分散，注重长期投资等，这时候特别要重视ESG投资。目前情况下，不要急于配置大宗商品。我的看法是，短期之内经济不会很快复苏，作为长期投资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配置大宗商品，但是，可能要忍受更多的短期波动。

本文为作者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的讲话整理

（作者为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文章转自新浪专栏·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