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铁了心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极限政策面前，日本的对华外交正从“接触+悄然遏制”模式向“遏制+有限接触”模式转型。这是由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中国必须保持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冷静理解，并做好相应的对策准备。

从政治、国防和国民心态来说，战后日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和限制条件，是日本国民和大多数精英考虑对外关系的一个默认程序（default）。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不但构成日本对华外交的限制性条件，而且决定着日本对华外交的基调。但是，这并不否定日本对华外交没有自己的特殊考虑。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基于国家认同的历史和领土问题。

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中日之间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历史认识问题和以钓鱼岛为中心的领土问题是深埋于中日关系中的两个病毒。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先生曾把中日间的各种问题区分为可以协商妥协的问题和不可协商妥协的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直接关系到中日两国国民的国家认同和价值观，所以是双方互相无法协商妥协的。这两个问题可以搁置但不会真正解决。正如病毒，如果不加控制，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要命。

另一方面，经过4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对象国。每年将近1000万人的访日游客给以观光立国的日本带来无限想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日益成为日本走出30年经济停滞发展日本经济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很多日本企业在第三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综上所述，美国因素、历史和领土争端、经济因素构成了日本对华外交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如果我们粗暴地把外交战略定义为接触和遏制这两种模式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日本对华外交只能有“接触+悄然遏制”和“遏制+有限接触”两种方式。前者是由中美关系决定的基色和基调，后者是中日关系的特殊性表达。

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对华遏制已然成为基本战略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华外交就只能是“遏制+有限接触”。参与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是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的基本国策。从抵制中国倡议的AIIB、污名化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日本称之为“中国经济圈”战略）、禁止华为参与日本5G建设、鼓励在华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到修改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派遣自卫队军舰参加美国的南海军演、加强与南海相关国家乃至印度的防卫合作（开始讨论部署能攻击对方基地的进攻性武器），再到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上频频发声，无不显示出日本跟随美国参与对华遏制的基本态势。

另一方面，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日本仍将维持对华的有限接触和合作。去年12月，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安倍首相飞抵四川成都，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安倍晋三首相与李克强总理和韩国文在寅总统共同发表《今后10年三国合作远景》宣言。强调要改善三国合作、维持可持续的和平安定、实现基于自由、公正、无差别、透明、可预测情境下的贸易和投资、确认进一步推进RCEP等。同时日本政府也将继续在研发创新和基于一定条件下的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开展中日合作。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能指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快速落地，成都峰会仍然表明日本没有在对华遏制总态势下放弃对中国的有限接触。

中日关系早就不是“中日友好”一词可以表征的了。在当前新冠疫情猖獗、世界经济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大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必须保持对日本外交的清醒认识，不能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指望日本成为中美摩擦中美冲突的中间调停。同时，在经贸金融领域、在人文教育领域，进一步做好工作。有限的接触尽管有限，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乃至扩大这种有限的接触。

（作者为东京经济大学教授，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