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已近30年，中亚各国经历了主权民族国家重建的艰难道路，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至今仍处在转型过程中。当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大国关系的急剧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等因素对中亚地区总体安全形势的影响也变得更加复杂，今年以来，中亚各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首先，由于中亚独特的战略位置，大国博弈仍然是影响地区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在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冷战结束时，中亚各国都曾表现出加入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性。一些大国充分利用这一点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日本、欧盟等都曾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多边对话模式。然而，虽然能够受到大国关注是处于内陆的中亚国家所期望的，但如果渗入针对别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动机，就难免让中亚国家有所戒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初出访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并参加在塔什干举行的“C5+1”美国—中亚外长对话会。在中亚活动期间，蓬佩奥不仅高调推出《美国新中亚战略》继续剥离俄罗斯传统影响的努力，同时又在会下不厌其烦地挑动中亚某些势力的反华情绪，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外交和意识形态围堵。

其次，新冠疫情在多国肆虐，使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受到重创。今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危机，多数中亚国家也未能幸免。虽然中亚各国采取了包括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等应急措施，但由于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缺乏了解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疫情在中亚国家快速蔓延，甚至一度出现反弹。在严重的疫情面前，中亚各国医疗卫生观念和社会健康系统暴露出不足，检测范围、收治能力、人员防护等在疫情峰值期均显得捉襟见肘。一些高官、名人感染，甚至死于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给中亚各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6月公布，2020年1—5月哈GDP同比下降1.7%。另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哈全年GDP下降将为3%。乌兹别克斯坦央行将2020年GDP增速从5.2%—5.5%下调至1.5%—2.5%。据“卡巴尔”通讯社5月中旬报道，吉尔吉斯斯坦1—4月经济下降了3.8%。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是独联体地区劳务输出的主要来源国，但受到疫情影响，各国外汇收入大大减少。据吉官方统计，境外打工者外汇收入今年将减少36%。

第三，极端主义势力依托网络空间活动，借发酵现实社会问题威胁中亚各国稳定。随着以“伊斯兰国”为标志的国际极端主义影响趋于低潮，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呈现小型化和碎片化特征。借助于国际互联网、移动通信工具和网络社交平台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极端主义情绪、招募追随者、筹集活动资金等，成为极端主义势力存在的基本方式。优兔、脸书、odnoklassniki、Instagram等，是中亚极端主义分子使用率较高的信息工具。尤其在疫情严重期间，一些自媒体借论坛、民调之名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中亚各国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度明显下降，它们防范和消除极端主义存在与影响的措施更加注重社会层面和长期效果。另一方面，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统计，全球有5000多个网站为国际极端主义组织所利用。尽管这一现象早已引起中亚各国职能部门的关注，但由于极端主义势力信息化趋势仍在加强，中亚国家在网络安全上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投入也在不断增大。

另外，人口、生态、水源、粮食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也在悄然上升。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中亚各国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总的来说，尽管中亚地区及其周边政治、经济未来发展仍充满变数，但在没有重大突发事件的前提下，中亚地区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基本可控、隐患犹存”的总体安全特征。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亚研究室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