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执政后不久就提出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提出要在2022年前使印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25%，可计划推进一直没有太大起色。6月15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一带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后，印国内抵制中国货和中国投资的呼声甚嚣尘上。印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长加德卡里宣称不允许中国企业参与印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电力部长辛格也要求禁止进口中国的电力设备。但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来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已使得印今天的抵制变得代价高昂。这不仅源于印制造业本身的缺陷，也与全球化所推动的国际分工有关。

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近年来印度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已从2014年的15.58%降至2019年的13.72%。2015～2019年，印制造业增速平均仅为6.8%，尤其是2019年增速仅为0.85%。而同期服务业的增速和GDP增速都更高，分别为7.9%和6.9%。可以看出，尽管印度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对于印提振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意义重大，但印度经济增长却还固执地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独特模式，即由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发展驱动，完全不同于出口导向型的东亚模式。

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固定投资的增加，这既是现代制造业更多依赖机器设备的特性所决定的，也基于发展中经济体普遍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这一事实。然而，印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从2011年最高时的34%降至2019年的27%，尤以私人部门投资降幅最为突出。私人部门投资下滑的最直接原因是这一时期印金融市场出现的流动性短缺。先是2013年前后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为了应对高通胀连续加息，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2014年底，又出现了企业—银行双财务失衡；2018年，非银行金融机构连续爆出重大的债务违约事件，导致央行逐渐收紧货币政策，来自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也开始趋紧，使得消费信贷大幅下滑，直接影响到印度汽车和住房两大市场。同时，原本不良贷款率已有下降的商业银行也受其拖累再度面临风险敞口扩大的危险。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2019年印度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

金融市场的波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影响投资和产业发展的短期因素，一国的制度环境、要素供给条件才是决定中长期发展的关键。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经济改革步伐有所加快，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推出了破产法，改变了一直以来在印度“资本难以顺利退出市场”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在全国实施了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GST），彻底扭转了印度税收体系长期以来受地区分割、行业分割而支离破碎的局面。印度经济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实现了进一步扩大。这些努力最终使印度的世行营商环境排名在短短三年内跃升了近60名。然而，莫迪政府却始终回避投资者最关注的、不满也最为集中的对现行劳动法、土地法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对于它能否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至为关键。印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即使强势如莫迪这样的领导人，也不敢轻易作出有可能伤及广大民众短期利益的政策选择。此外，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外资的保护也有所退步。2016年，印度单边表示不再与56个国家续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目的是希望完全废除原有协定的一项条款，即当印度政府与跨国企业出现纷争时，跨国企业可以寻求国际仲裁以获得公平处置。此外，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不足，其港口和公路运输的物流成本甚至高过孟加拉国。

与此同时，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冲击。随着自动化和3D打印等技术的普及，未来全球制造业价值分布格局中“制造环节”的价值量可能进一步降低，劳动密集型特征进一步弱化。在这一趋势下，印度庞大劳动力数量带来的优势将被削弱。此外，从印度劳动力资源的技能分布来看，其中等职业教育相对落后，高等教育虽然每年培养工程技术毕业生150万之多，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由于印度制造业发展薄弱，无法构筑一个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环境，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受阻，以致工程人才向印度国外或向制造业以外行业流失。

总之，与大众认知相反，在当下这个资本和商品流动越来越自由和便捷的时代，印度发展制造业的优势并不突出，而存在的劣势却日益凸显。随着中国大陆逐步推进产业升级，有很多亚非拉经济体都积极参与竞争填补空出的制造业空间，在这方面印度也并没有明显优势。近期印度观察家论坛发布的一篇论文显示，在2018年4月到2019年8月共有56家公司将它们的生产线转移出中国大陆，其中转移到越南的有26家，转移到中国台湾的11家，到泰国的6家，而到印度的只有3家。

“印度制造”的路径选择：融入国际或保护主义

印度独立后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在他最强调经济自立，并借保护主义来推进“进口替代”战略的半个世纪里，恰是经济发展速度最为缓慢、产业发展不尽人意的时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并放宽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之后，印的经济增长才摆脱了年增长3%的“印度式增速”。当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为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全球生产和全球采购更加普遍。而莫迪近期提出的“自力更生”战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逆全球化在印度走强的态势。

从印度已有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几个成功案例都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实现的。如印度较为成功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这个产业的国际分工表现为，软件开发领域的架构和设计一般保留在发达国家，编程和测试环节则可以转移到印度这样拥有大量廉价工程技术人员的国家；在基于信息技术的商业外包服务领域，印度人凭借着较熟练的英语技能为远在美国的顾客提供咨询服务。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印度制药业同样是嵌入国际分工最深的行业之一。印度的仿制药产业比较发达，这一产业离不开原料药的供应，而印每年有70%～80%的原料药从中国进口。此外，与中国形成上下游关系的还有印度的手机制造行业，目前印度市场上销售的手机90%都在本土组装生产，但其中绝大部分零部件仍来自中国。可以说，来自中国质优价廉的零部件供给对印度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述事实也说明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是印度要实现产业发展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中印两国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双赢。近年来，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因而对印投资增长很快。不料，6月29日印度却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在一夜之间宣布禁止59个中国企业开发的APP，此举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也必将动摇国际投资者对于印度市场的信心。事实将证明，从消费到生产，印度与中国“脱钩”的代价都将非常高昂，恐怕是疫情冲击下经济已陷入萧条的印度经济难以承受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