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国际石油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油价剧烈跌宕。3月，由于俄罗斯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就原油限产谈判破裂，沙特随后发起“石油战”，企图以低油价来抢占市场份额，俄也毫不退让，这使石油价格一度暴跌触底。随后，美国向沙特施压，迫使欧佩克和俄罗斯重回谈判桌。4月12日，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欧佩克+”）达成分三个阶段实施的减产协议。但此后，随着国际疫情迅速扩散和经济活动明显放缓，以及三国新一轮石油政治博弈对油价的影响被加剧放大，导致5月份的美国西德州轻质原油期货一度跌至-40.32美元/桶。在各方持续履行减产协议后，国际油价逐步回稳。6月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徘徊在40～45美元/桶，与2020年初65美元/桶的价格仍有差距。7月15日，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欧佩克+”同意从8月起将减产规模缩小至770万桶/日。消息公布后，石油价格走势再次成为焦点。

笔者认为，几个月来油价剧烈波动的原因并非仅是石油市场存在供大于求的结构性失衡以及沙、俄两国的周期性博弈，而在本质上是对石油定价权的争夺。

“始作俑者”沙特的目标

沙特3月初骤然挑起“石油战”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后石油时代”油价难以恢复至高价位的判断。奥巴马时期，美国页岩油产量迅速增长。2014年，沙特时任石油大臣阿里·纳伊米将沙特石油生产机制调整为市场导向，以维护市场份额。萨勒曼国王继位后，延续了这一政策。在疫情叠加各国石油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下，沙特挑起“石油战”的隐含目标包括：第一，鉴于3月初谈判破裂，沙特不得不采取彻底打破供需平衡的手段迫使俄回到谈判桌前。第二，希望通过价格战打压美国日益壮大的页岩油产业，逼迫美国加入限产谈判。2019年美国已经由石油消费国成为稳定的石油净出口国。但既有的石油生产调节机制，包括欧佩克、欧佩克+等组织，均未能将美国涵盖其中。这正是石油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沙、俄未能达成减产协议的主要障碍。第三，在价格战期间，通过降价和增加运力，沙特向中国等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的石油运输呈增长态势，以捍卫和抢占东亚和南亚石油消费市场份额。第四，通过低油价对伊朗产生经济冲击，迟滞后者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势头。

沙特这一略显突兀的石油政策只是其对外行为变化的一个侧面，背后是该国近年来内政震动引发的对外政策调整。自2015年萨勒曼继位以来，沙特已有两位王储被废，多名王室成员、高官和商人因贪腐和贿赂被捕。2019年9月，萨勒曼国王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被任命为能源大臣，成为自1960年沙特能源部门成立以来的首位王室大臣，打破了技术官僚统领该部门的惯例。伴随着王权的强化，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的束缚逐渐减少，这导致沙特的对外政策近年略显鲁莽和冲动。

沙特挑起的“石油战”虽然迫使俄、美同步减产，但并未完全达到既定的目标，反而致使油价崩盘、沙美关系受损，其自身也因此承受巨大财政压力。6月，沙特不得不暂停向公职人员发放津贴，并宣布7月起将增值税由5%调高至15%。

“被迫应战”的俄罗斯颇有顾虑

俄罗斯与欧佩克于2016年签订的减产协议确实给其带来了实际利益，但在今年4月正式与欧佩克签署减产协议前，俄却有很大顾虑。

首先，俄认为限产保价难以实现。根据以往经验，“欧佩克+”协议减掉的市场份额几乎都被美国页岩油企业夺去。

其次，可能造成隐性经济损失。由于俄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北极海域等地区，气候条件的限制使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维持石油工业运转，如修建道路和输配电设施、铺设管道等。也就是说，石油产量越大，俄经济就会越活跃，人员和设备的闲置则会造成更多隐性经济损失。

再者，俄高硫原油产品市场需求高。俄乌拉尔油区主要出产石油为高硫原油，同类质能源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朗和委内瑞拉。两国正在遭受严重制裁，世界原油市场对高硫油的需求量远高于产出量。俄方认为，减少需求量大的产品产量不符合市场逻辑。

尽管顾虑重重，俄面对油价崩盘仍不得不加入限产行列。这已导致俄石油出口经济明显受到减产影响。俄海关总署7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俄石油出口额为36亿美元，同比下降61亿美元。这些顾虑和现实也给俄未来与欧佩克的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新石油秩序：美国入局

美国在全球油气安全维护、石油金融（石油美元）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和绝对权力，处于全球石油生态链的顶端。在此轮石油战之前，受益于“欧佩克+”于2016年达成的减产保价举措，美国页岩油产量迅速增长，并没有意愿加入限产行列。此轮油价暴跌触发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众多页岩油生产厂商陷入商业危机。作为石油政治“隐藏的主导者”，美国是此时唯一有能力促成全球减产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表示愿加入减产协定。加拿大和挪威签署了减产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0日表示，美国将减少石油产量。鉴于立法机构阻碍，美国政府难以直接要求石油企业减产，企业之间也无法协调生产规模，只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减产。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其军事政治权力施压沙特减产。在4月2日的通话中，特朗普明确告知沙特王储，若不能达成减产协议，他将无力阻止美国国会通过关于从沙特撤军的法案。3月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凯文·克拉默和丹·沙利文提出了一项法案，称若沙特不削减石油产量，美国将撤出驻军、爱国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系统。这对沙美已历时75年的军事同盟关系的稳定性构成直接威胁。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6月份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油价处于35美元/桶的情况下，约30%美国页岩油企业正变得资不抵债；油价低于50美元/桶，多数美国页岩油企业就无利可图。媒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在保护页岩油产业方面几乎没什么政策选项。若对外国石油加征关税，这将给需要外国重质原油与美国轻质原油混合的美国炼油厂带来问题。另一个备选方案是增加战略石油储备。然而，储备也不是无限度的。若页岩油产业不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的地位将不保。还有分析认为，美国若想使油价维持在足以让页岩油企业承受的高位，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发动战争。但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大选年发动战争无疑是一场“豪赌”。

事实上，沙特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石油生产国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动态的多边博弈形成了“欧佩克+”等产油国机制，从而明显提升了自己对国际石油市场和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力。未来，产油国机制在世界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升降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已由石油消费国转变为石油生产国，其角色更加举足轻重，这意味着沙、俄、美三国的石油博弈将更趋激烈。

（作者王霆懿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郑楠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