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在围堵和遏制中国方面动作频频。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政客接连抛出谬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渲染意识形态对立，鼓吹冷战思维；在疫情防控领域，少数政客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污名化，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政府在台湾、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接连损害中国核心重大利益；在科技领域，美国部分政客肆意打压中国企业，实施霸凌行为，试图阻断中国科技创新之路。

中美在政治、外交、贸易、科技、金融、人员交流等方面正处于全面对峙状态。中国如何面对美国大选前这3个月的“至暗时刻”？中美两个大国有没有可能发生“硬脱钩”和“新冷战”？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采取的全面围堵和战略对抗，是不是表明两个大国已陷入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大选以后，中美关系有无转圜可能……近日，百通社高端访谈栏目《识见》采访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

中美不排除出现战略意外的可能

百通社：中美关系为何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王逸舟：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几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美国现任领导人的选举考量。现在离美国大选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从历史上来看每次美国总统选举前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选举策略或者选举乱象，只不过这次中国成为了美国聚焦的敌人。前段时间中国国内暴发疫情，而美国现在又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所以特朗普团队通过打压中国，煽动国内的民粹情绪，为了在选举时赌上一把。

第二是美国在各个方向上都把中国看成一个中长期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军事、科技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明显地向全球扩展。美国一向有个特点，就是某个国家成为老二，或者是希望向更高的位置迈进时，美国都要全力以赴打压。现在中国恰好也成为这样一个中长期对手。美国历史上凡是面临外部的主要敌人时，这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爆发力、创新力、社会动员力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所以每每当人们说美国不行了、或者是出现了很大的内乱、或是一个大的外敌的产生时，为让美国很快又能重新占据高点，政府有可能动员更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在此时打中国、树敌人、凝聚动员力、消解内部矛盾，是有其必然性的。

第三，跟以往的对手不同，中国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有很大不同，当时苏联跟全球市场是分割的，基本没有世界经济的抓手，没有全球金融的参与，没有国际贸易的创新，没有全球基建的力量，而中国不同，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所以对中国这种全新的对手，美国还是有点不放心、不确定、无从下手的感觉。中国是一个有能力全方位对其形成挑战的对手，同时又拥有一个悠久而独立的文化体系。

美国现在确实非常焦虑，不管是新冠疫情、种族冲突，还是担心中国崛起可能终结其全球霸主地位，种种焦虑混合在一起，使得今天中美关系走到了这么一种地步。不管从短期摩擦上升、从中长期的力量结构消长，还是从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竞争来看，各种因素结合，使得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加剧下滑的态势。

百通社：如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从贸易战、外交战发展到金融、科技、媒体、人员交流等多领域“半脱钩”状态，两国还很有可能在南海、台湾等传统地缘政治领域发生激烈碰撞。您如何评估从现在起到今年11月美国大选前这3个月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自由落体式下滑的“底部”到底在哪里？中美官方是否还在“有效管控”分歧？

王逸舟：未来这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前后，我觉得中美关系的“底部”还看不到，不排除出现战略意外的可能，不排除两国不光脱钩，而且在脱钩过程中还会出现撕裂甚至断裂的局面。对于中美这种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来说，脱钩、撕裂、断裂，其带来的冲击波都是很大的，不管在南海、台海、东海、朝鲜半岛问题上，还是中国跟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双边关系上，都可能出现紧张甚至局部冲突。

虽然这么说，但两国发生全面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小的，我的判断是更多地出现战略意外，两国关系中出现更多的“幺蛾子”，但这跟全面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还不一样。

因为国与国要发生大型冲突，双方都要有强烈的意愿，并且公开宣示要与对方为敌。现在不光中国方面不接这个招，不愿意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即使是美方，党派之间的意见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民主党上台，拜登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较大的调整，虽然美国仍会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但是其与中国的竞争更多是马拉松式的，是全方位的，在国际制度、话语权、软实力、盟友、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开展竞争，而不像特朗普这样随意出拳、乱棒就打。对当前这种擦枪走火型的战略意外，双方都要学会危机管控。关键是我们如何强身健体，如何不被美方带跑了节奏、带偏了方向，最重要的还是要心中有数。

中美两国都需避免情绪化

百通社：从最近两国的闭馆纠纷可以看出，两国的竞争已处于一种激烈对抗状态。您对此作何评价？

王逸舟：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最大的危险还不在于具体某一个冲突点以及两国在政策层面的脱钩，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此有没有清醒的估计，对自身的能力、对谋略中的盲区、对自己中长期发展中需要校对和试错的部分，有没有清晰的认识。

百通社：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甚至激烈对抗的形势下，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王逸舟：我真正担心的，还不是中美某个局部冲突，比如美国某个“幺蛾子”出来了，然后造成了我们的被动，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对自身力量和弱点缺少充分的拿捏。如果一个大国很稳，走得很踏实，它的战略、手法，它的政策基石之间的对接很清晰，那么像中国这种块头的国家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一艘巨轮，尤其像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这种大船，其实不太容易被台风、海啸掀翻，它自身的体量、文化、谋略，决定了它有其发展的韧性和连续性；但中小国家不同。中小国家哪怕很优秀、生存策略非常到位，但是它经常身不由己，有可能被大国竞争绑架，被裹胁到国际政治的风暴眼中间。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未来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把握长与短、进与退，知道如何把硬的力量和软的智慧、谋略结合起来，避免情绪化应对，对自身有清晰准确的评估。

三大软肋加速美国国力衰落

百通社：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只过了5年，您认为中美两国是否已陷入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要归因于历史宿命、国际结构性矛盾，还是两国各自的发展路径、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差异？

王逸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所谓“命中注定”的规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就像约瑟夫·奈所说，当你把对方想象为敌人，并且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和塑造的时候，本来不是敌人的对手就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敌人。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如果双方努力弥合冲突、管控危机，历史证明，两个竞争的大国仍有可能变成虽有差异但能够共处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关系是塑造而来的，是由人来推动的，不是历史宿命的结果。

中美两个大国，谁也吃不掉谁，双方必然长期处于竞争性共处的关系。这时必须了解彼此。我们看美国，它存在着三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三大软肋，美国绝对实力的衰落仍由其内部原因所致。

第一是种族矛盾，这是美国的一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现在出现了新情况，美国白人出生率不断下降，有色人种比例不断上升，按照某种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白人很可能成为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族在历史上的不平等境遇、权利上的分配、各自精英的位置，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加剧社会动荡。弗洛伊德事件所造成的冲突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未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可能使其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可能由于自身被掏空而变得摇摇欲坠。

第二是美国政治的内耗，它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空转，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过去我们讲美国是一个单边制衡的国家，它的政治保持了几大力量的制衡，司法、立法、行政，联邦、地方，大州、小州，都保持相对独立和分权。这种制度设计理论上可以避免产生大的独裁，产生重大政治危机。但现在看来美国政治出现了一些很危险的情况，它的行政力量空前上升，而且行政搅局、制造危机的负面后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它在司法和立法层面的制约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这种情况在平常没有危机的时候还显现得不大，但一旦到了危机时刻，政局内耗、党派纷争的负面效果就会暴露无遗。这一点对全球都有警示作用，也是未来消耗美国国力、消耗其发展前景，使美国国力从高峰向高原下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美国国内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它的政治体制同样需要进一步完善，只不过这一点现在被遮蔽了。

第三是经济，美国经济现在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分化，出现了空心化、非实体化现象，就是它的金融业、高科技业和制造业、基础产业之间的分离。一方面美元的霸主地位奠定了美国在金融世界的领导力，其虚拟资本的扩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当下这么大的危机之下，美元仍然有巨大的吸引力，美联储通过大量透支发行的美国国债，仍然挡不住各国去购买它，美元仍然坚挺，很受追捧。当美国的虚拟资本不断扩张的时候，它注定了人、智力资源以及最聪明的那些资本都会往虚拟经济的领域流，而美国的制造业，即使工人的工资收入比中国高那么多，仍然没人干，仍然挡不住它的外流，这就导致美国制造业进一步空心化。这么发展下去，将继续导致大面积失业、大量新的“铁锈带”涌现，继续出现很多低收入阶层。其国内的阶层矛盾会越来越尖锐，从而给社会造成大规模冲击，导致人们的愤怒和不满。

当下的美国充满了矛盾，它能够大举兴办航天事业，能够产生马斯克、比尔·盖茨这样杰出的人物，能够产生硅谷、哈佛、华尔街这些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城市里大规模的贫民窟，少数族裔教育水平低下、贩毒、抢劫、械斗，制造业空心化、大面积失业等问题，很多当年制造业兴盛的地方如今完全成了空城甚至“鬼城”，这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那时的美国是青壮年，拥有无限前景；现在的美国，死守着高边疆、高科技、金融帝国不放，玩那些最尖端的创意，而基础性部门却正在被掏空，有如一个中年人，耗尽了力量，进入衰败期。

美国社会的这三点结构性矛盾是需要长期应对的，这远比它当下对付中国和伊朗，应对外来威胁和恐怖袭击要难得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可能是美国从兴盛到衰败的一个发展周期，这个周期会很长很长。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有清醒的认知——现在你去硬扛，反而促使美国内部同仇敌忾，拿出全部力量跟你死磕。应对美国，或者是中美关系，你真的不用太担心，真的犯不上去跟美国硬磕，它现在这种急赤白脸的时候你上去跟他干架，那就是自己找不舒服。

中国切不可盲目自大

百通社：您提到了未来，那么放眼未来10年，您如何展望2030年的中国、美国和世界？

王逸舟：从全球来看，中美两国注定是一个长期竞争性共存的关系，而且竞争会加大，但谁也不可能摧毁和消灭对方。大国胜败在内不在外，问题终究会出在自己内部结构性的问题上，最大的短板改进了、解决了，国力就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就会进一步扩大；但如果内部的矛盾不解决，光通过制造外部危机，通过外部的抗衡和斗争，实际上可能还会加剧内部危机。从全球来看，还有一个大的背景需要我们清醒认知。第一，中美现在的矛盾跟原来的美苏矛盾有很大不同，现在有很多中小国家不愿去选边。它们为什么不选边呢？因为现在国际权力结构正在朝着分级化、分层化的方向发展，政治权力结构出现了更多层次、更多不同的极，而不仅是属于力量极、军事极，也包括科技、区域组织、国际规则等，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这使得过去那种少数国家垄断世界政治的局面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安全。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仍然重要，但安全议题正变得越来越非传统化、综合化，比如气候安全、难民安全、生态安全、周边国家集体安全，包括全球债务链条、全球金融稳定等等，都属于安全的范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一国决策者考虑国家安全，决不只是仅考虑大国航母在海上对抗，或者几千架飞机在空中对峙，国家安全观要涵盖我的发展能不能持续、社会能不能稳定、民族团结能不能维系，我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我在全球属于上升还是下降周期等等。

第三，从全球经济技术结构来看，现在正在呈现新的加速度周期性变化。从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就能看出，一次重大危机之后往往就会孕育出一些新产品、新技术，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使世界出现波浪式前行、螺旋式成长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像阿里巴巴、微软、Facebook，它们都不是国家、不是政府，它们是创新的主体，这个创新主体现在是由很多非国家行为体来承担的，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的决策者就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单纯选边了，他们会用更加复杂的非线性思维，考虑未来格局和大国关系。

所以，中美两国的一些人士千万不要搞错，好像觉得我们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冷战时期那种大国主宰世界、两个国家就把全球绑架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了，多极化和多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还有人说，世界“百年巨变”是因为中国巨变了，好像中国崛起、复兴，2049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一了，世界巨变就会戛然而止。我觉得这种始于中国、终于中国的“百年巨变观”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人有一种很糟糕的心态，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是世界文明的象征，全世界都应该学习它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在否定、批判美国这种思维模式的同时，中国人自己也不要太模仿美国，过于盲目自大、洋洋得意。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平心静气的心态，看到自己的长以及它所掩盖的短，取长补短，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国内的改革建设发展向前深入推进，这才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之道。

（王逸舟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文章转自“百万庄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