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80多年前签署的一项内阁法令，裁定圣索菲亚博物馆当前用途“不合法”。随后，埃尔多安总统发表声明，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并向穆斯林祈祷者开放，其管理权即日起移交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至此，关于这一伊斯坦布尔地标建筑旷日持久的身份之争告一段落，它给土耳其带来的内外影响却如暗流涌动、刚刚开启。

政治风向标

圣索菲亚博物馆是土耳其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坐落于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前身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真寺），公元6世纪始建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建成后长期作为全球基督教的中心和东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存在。公元11世纪基督教教会东西分裂后，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东方正统教会（东正教）的圣地，持续见证着东罗马帝国的兴衰。

1453年，笃信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宣告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同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从那以后，圣索菲亚清真寺便成为奥斯曼帝国荣耀的象征。1923年凯末尔发动的革命取得成功，土耳其建立共和国，新政府全面转向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切割，大力推行政教分离。1935年，土政府将圣索菲亚清真寺改为博物馆，向所有游客开放，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圣索菲亚博物馆遂成为“世俗土耳其”的标志。正因为圣索菲亚博物馆之于土政治和宗教政策重要的象征意义，当下其身份的变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

早在今年7月初土最高行政法院举行听证会将博物馆身份问题纳入裁决议程之际，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就表达了不安和忧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土“维持博物馆现状”“尊重宗教和历史的多元传统”；希腊为其境内数百万东正教信徒发声，抨击土政府挑唆“狂热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俄罗斯东正教团体警告此举将破坏“脆弱的宗教平衡”。然而土政府执意推进此事，并将其抬升到“关乎国家主权”的高度，强调如何处理圣索菲亚博物馆问题是“内政”。有这样强硬的官方态度，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进程的顺利推进可谓意料之中。

微妙的时机

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复建为清真寺，长期以来都被土国内保守宗教团体和民族主义者奉为“神圣事业”。在他们看来，剥夺该建筑的清真寺身份，就是背叛了土耳其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向西方“出卖了灵魂”；博物馆代表的世俗主义无助于强化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只会让社会陷入迷惘和分裂。这些群体不定期在博物馆外组织抗议和祈祷活动，要求恢复该建筑的宗教功能。这种诉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与正发党及埃尔多安本人的意愿相契合。

从意识形态上看，恢复圣索菲亚清真寺的身份，是土执政党及现政府推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双泛”政策）的重要一步。正发党是温和伊斯兰政党，是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代表，强调土耳其的“双泛”属性，并以此吸引了大批本土精英、保守人士和虔诚中下层穆斯林的支持。2002年正发党政府上台执政之后，开始不断在内外政策中添加“双泛”内容。对内打着“社会多元民主”的旗号，不断为宗教政策松绑。对外推行“新奥斯曼主义”，积极干预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涉“双泛”事务。复建圣索菲亚清真寺是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的共同目标，也是其标榜土耳其辉煌历史的工具。此前在2011、2013和2019年，已有类似建筑被恢复成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被重建为清真寺是土世俗化持续倒退的又一大步。

从土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支持圣索菲亚博物馆复建为清真寺，是土政府应对当前执政危机的手段。埃尔多安虽一贯支持清真寺回归，但考虑到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地位和象征意义，一直以来对国内外舆论颇有顾忌。但近年来，相关进程明显加快，主要是正发党想借此挽回民意支持率，巩固执政基本盘。2018年，正发党依靠与民族行动党结盟在大选中险胜，让埃尔多安看到了选票流失的风险。今年年初以来，土政府内外困境进一步凸显：一方面，经济连续三年低迷不振，又受新冠疫情冲击，失业率冲破13%，通货膨胀持续高企，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在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三国同时用兵，遭到国际舆论指责与国内反对党派批评。不仅如此，正发党内部分裂危机持续发酵，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前副总理巴巴詹分别成立新党，甚至可能与反对党联手，争夺正发党选民。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支持率震荡下滑，跌至近两年最低，下次选举失利的可能性大增，急需借助类似复建圣索菲亚清真寺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性、仪式感的事件，安抚民众不满情绪，迎合和笼络选民。

这一举措也确实取得了效果。土耳其国内民调显示，复建计划得到了73%的民众赞同，反对党由于担心背上“背叛宗教与民族”的罪名，也未敢表达明确的异议。埃尔多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他想要的“广泛国内支持”。他还将圣索菲亚清真寺复建后第一次祈祷礼的时间定在7月24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洛桑条约》签订97周年的纪念日，进一步把该事件与土耳其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捆绑起来。

不确定的未来

如果拨开民族与宗教情绪燃烧产生的重重烟雾，则不难看到，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回归给土耳其未来带来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影响。

一方面，土国内世俗主义者、宗教少数派和非主体民族进一步边缘化，他们对现政府的抵触和不信任感增强，与穆斯林保守群体的分歧激化，这些都将持续加剧土社会的分裂、极化程度。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不断把潜伏在土社会深处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能量释放出来，就像打开了野兽的牢笼，长远看恐怕很难对其实现有效驾驭。而为了争取这支力量的持续支持，土内外政策恐将更趋激进。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国际形象发生微妙变化，其宗教属性进一步显露，与美欧等传统盟友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渐行渐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异质性”更加突出，加入欧盟谈判也无望重启。当前土与美欧的关系本就处于低点，复建圣索菲亚清真寺更是激怒了基督教世界，给双方关系发展前景蒙上了新的阴影。然而土在经济领域仍高度依赖欧盟的资金和市场，在安全领域又与美有长期、深入的合作，对美西方的需求很大。未来若土美、土欧关系继续下行，不仅会给土耳其带来许多现实问题，而且会迫使其外交政策加速转向，进而给地区和国际社会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