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原因

近年来，同世界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一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出现了下降。2019年，全球九成经济体都放慢了增长的脚步。在此背景下，2019年亚洲经济增速也出现超预期下行，并且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大。根据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数据，2019年亚洲经济体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4.1%，较2018年下降0.7个百分点，创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进入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冲击及其引发的其他风险加速上升，亚洲经济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部分经济体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

导致近年来亚洲经济下行的原因很多，既包括短期因素，也包括中期和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主要源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严重抑制了全球贸易投资往来，极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中期因素主要源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递减。长期因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当前，亚洲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强化，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复杂影响，以及各国经济体制机制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的掣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意味着盈利等预期长期都不看好，由此对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二、就业、收入和物价表现

在就业方面，亚洲经济体总体形势较为稳定，但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从而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凸显埋下隐患。与2018年相比，2019年亚洲经济体失业率仅有小幅攀升，并且失业率仍保持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水平。由于多数亚洲经济体经济遭受疫情冲击，2020年就业市场的稳定环境遭到破坏，失业问题成为很多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应对的突出问题。稳就业成为2020年甚至今后几年中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之一。在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方面，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2020年版世界各国（地区）概况显示，纳入统计的42个亚洲经济体基尼系数均值为0.37，低于0.386的世界均值。收入分化加大成为近年来有关亚洲经济体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将对未来亚洲经济社会结构的稳定带来冲击。

受食品价格上升和外部因素影响部分国家通货膨胀率出现快速上涨。例如，2019年伊朗通货膨胀率达40.9%。部分国家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甚至出现通货紧缩。2019年前11个月，日本通货膨胀率平均为0.4%；韩国通货膨胀率在2019年降至0.4%，为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伊拉克等部分西亚国家出现通货紧缩。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很多亚洲经济体通过降息刺激经济增长。进入2020年，一些经济体货币存量规模较大、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部分农产品供应偏紧、工资物价联动性增强等问题更加突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越来越多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这又成为推升通胀压力的重要因素。

三、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形势

在国际贸易方面，2019年亚洲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2019年前11月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4.2%；2019年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8.3%。受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2019年前三季度伊朗货物进出口额为471.1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大幅下降50.9%，成为亚洲经济体中贸易萎缩最为严重的国家。但也有一些经济体货物贸易额出现上涨。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多数经济体增长乏力，但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有所改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13.4%。根据2020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2019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730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6%。从经济体来看，中国仍是亚洲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估计2019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40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亚洲国家推出了大量新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四、亚洲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一些与亚洲经济运行相关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值得关注，其中以下六个问题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一）债务风险持续攀升

在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有27个亚洲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占比为62.8%。如考虑到各国为应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这一比例将大幅上升。在私人部门债务方面，多数亚洲地区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同样呈现上升态势。疫情导致的大范围停工停产严重增加了相关产业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部分国家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2007年至2019年间，共有48个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依存度明显上升。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种风险敞口可能会起到放大器的作用。发达经济体由于超低利率导致的股市泡沫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以至任何扰动均可能引发剧烈震荡。

（二）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当属负利率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未来几年，超低利率或负利率有可能成为常态。美联储估计未来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中的20%以上都可能是负利率。负利率带来的影响复杂而广泛，它不仅严格压缩了各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还会不断挤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降低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弱化抗击风险的能力、扰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激励投机者借贷并投向高风险资产、加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错配风险等，成为各种风险聚集和累积的温床。目前，这些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并且负面效应逐步加大。

（三）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

地缘冲突仍将是影响亚洲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武力冲突升级，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给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市场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国内社会问题激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暴乱的频频发生与相关经济体增长持续低迷、收入分化加大和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民族、宗教矛盾升级和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密切相关，外部势力的干预也是很多国家暴乱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此起彼伏的国内动乱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弱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攀升带来的就业不足和就业脆弱性、信息技术普及引起的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这些问题和趋势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部分国家将有可能进入较长时期的动乱多发期，并对亚洲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

尽管目前仍难以评估疫情对疫情严重的亚洲国家经济和亚洲经济带来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将不可避免会拖累亚洲经济增长。同时，欧美等地区的疫情蔓延也将对亚洲经济带来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和全球的蔓延成为目前来说对亚洲经济和对外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突发性事件。在人类同新冠肺炎疫情做斗争的同时，全球蝗灾已拉响警报。此外，亚洲是干旱、洪涝、台风、地震、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之一，不排除突发性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重大冲击。

（五）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2020年3月9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31.13美元/桶，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4.6％；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34.36美元/桶，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4.10％。本轮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除了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需求下降有关，还深刻反映了沙特、俄罗斯和美国等产油大国之间的长期政治博弈与制衡。如此复杂的政治博弈预示了国际原油价格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不仅直接引发国际原油市场的动荡，还对亚洲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经济都带来较大影响。此外，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值得关注，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持续不断和经济持续放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六）美国经济走势

面对经济衰退风险，美国很难推出有效的应对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上，基准利率的下限已调到零，而财政政策空间也十分有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股市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充分表明美国的经济风险已处于高位，以至于任何扰动均有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震荡。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成为引爆各种累积风险的“导火索”。一旦各种美国的经济风险暴露，不仅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冲击，其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必将对亚洲经济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并成为影响亚洲经济未来走势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

五、亚洲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考虑到各种迟滞亚洲经济增长的因素大多数在中长期内不会消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同时考虑到时各国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会对消费与投资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各国监管当局已开始对各种金融风险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以及各领域的亚洲区域合作持续推进，亚洲经济在未来几年中将行进在中低速轨道。

亚洲经济运行现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孕育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尽管受各种短期因素影响，近期亚洲经济运行形势不容乐观，但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亚洲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作者张宇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徐秀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自《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