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以来，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污名化、妖魔化中国，造谣生事，胡作非为，致使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媒体纷乱的评说中，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美国著名学者发表的比较清醒客观的论述，从中可以产生不少涉及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联想和启示。

例一：6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章《与中国的合作无法避免》。其中称：“眼下的问题是，美国在任何一方面都表现得很失败。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特朗普政府不是站在一线推进国际合作，而是谴责中国是病毒源头，甚至打算退出世卫组织。”“在选战中拿中国问题踢皮球是国内政治，而非外交政策。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是人类最后一场瘟疫。此外，美中两国加起来排放了全球40%以上的温室气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化解这一新型的国家安全威胁。”“全球当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命中注定就是既竞争又合作。对美国来说，眼下其例外主义的特质不仅包括维护人权等价值观，还包含着与中国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这种事情才是今年大选之前美国选民应当讨论的道义问题。”

约瑟夫·奈2019年1月11日曾在北京接受过记者采访，当时他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不认为中美两国之间会爆发战争，我甚至不认为两国会走向冷战。他强调说：我想让人们意识到，即使两国之间存在竞争，我们依然可以合作。两国关系会有紧张之时，但也必须开展合作。

人们较早熟悉约瑟夫·奈教授，是因为他曾提出过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2012年4月25日，约瑟夫·奈还来北京大学做了关于“软实力”的报告。

例二：6月30日，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新京报》专访，他不认同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妖魔化中国。他在最近的文章和采访中，都直接使用“无能”、“肆无忌惮”和“根本不懂法治”这样的语言来形容特朗普。当《新京报》记者问：您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会彻底分离吗？福山答：不，我不认为两国之间会停止彼此的依赖，两国的经济生存都太依赖彼此了。我的确认为，彼此会有某种“解除同伴”关系，但无论特朗普是否胜选，彼此都依然会相互依靠。《新京报》问：您认为全球化会死吗？或者能死吗？福山答：我不觉得全球化能死。所有人的繁荣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我的确认为全球化的规模缩小了，但不至于死。许多公司正在重新审视供应链，审视它的脆弱性，那些由极端化的全球化形式所带来的问题。变化一定会产生的。《新京报》问：如果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种健康的关系应该怎样？福山答：当然要保持开放的对话，让两国人民相互沟通。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妖魔化中国，他这么做的原因，我猜是想让大家的注意力从他们自身糟糕的抗疫表现上转移开来。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不必要的、没有帮助的、不健康的。中美之间有很多议题需要讨论，防止冲突升级，完全没有必要故意煽动对立情绪，此类事情必须要尽快停止。

人们早先熟知福山教授，是他1989年在美国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样的结论当然站不住脚，后来，他也在新著作中进行某种反思。

例三：6月30日，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美中供应链脱钩将更多是呜咽，而非巨响》一文，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育川（他曾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担任顾问）和该研究院初级研究员杰里米·史密斯。文章的要点是不赞成夸大美中脱钩。他们指出，中国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以及美中双边贸易的减少表明，某种程度的经济脱钩正在发生。而考虑到美中关系的糟糕状态、关税的持续存在以及由新冠疫情揭示的供应链紧急情况，更多程度的脱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未来脱钩的程度是很多推测的主题，但有理由相信，更大胆的预测可能过头了。

例四：7月8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加茨克教授的文章《中国没有制造新冠病毒去攻击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其公正性一目了然。针对特朗普等人一再把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作者提出，甚嚣尘上的指责声中缺失一种基本逻辑：中国希望通过这种病毒“武器”得到什么呢？

以上四则信息说明，美国学者尽管存在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有人甚至维护、宣扬过冷战思维；但当他们一旦摆脱冷战思维，从现实主义出发，超越意识形态争议，不带偏见地观察世局，同样也可以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得出比较公正的答案。

我们共产党人在观察、研究和判断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时，毫无疑义，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提出四方面的思考。

其一，观察与研究国际关系，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这既是立足点、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确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得到二战结束以来70多年总体国际关系演变的印证，并由此产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如今病毒弥漫，理所当然地派生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分支主张。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共同使命，并没有因为美国霸权主义肆虐而失去意义。其实，联合国原本就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译成英文镌刻在联合国大楼里。问题在于联合国宪章精神总是受到干扰和破坏。这表明时代赋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任重道远，而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时代观倒退回去。从根本上说，那种完全否定全球化以及认同中美彻底脱钩等观念，都是短见的、偏激的，因为违背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

其二，研究国际问题，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例如全球化问题，当今确实存在逆全球化的潮流，确实人们在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但要看主流与支流、长远与暂时。逆全球化也许在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甚至令人昏眩，但国家间利益密切交织、产业链供应链“剪不断、理还乱”形成的全球化，毕竟是长远起作用的。再如中美关系，两国之间存在对立统一性。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对立性，但谋求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控病毒、反恐等方面又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同一性。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恶劣举措，必然有得有失，且往往失大于得，这是事物的两重性。多行不义必自毙，他逃脱不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支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他无疑是又一场严峻考验。

其三，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会截然割裂的。这实质上是全球化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深刻反应。现任美国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聚焦大国竞争，把中国当作首要的战略竞争者，这是事实，但绝不意味着是明智之举。中美关系最切实的前景应该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而不是敌对，同时在多领域开展互利合作。人们喜欢说，遏制中国是现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朝野各界最大的共识，唯一的区别就是如何遏制。这个结论源于美国对华“遏制+接触”的传统政策。这一基本政策今后仍将长期起作用，这是定数。美国政府或遏制与接触两手并用，或有时侧重某一面，这是变数。如今中美关系“不会回到过去”的说法几乎成为国内外的一种共识。但如果拿这一结论来认定美国当局今后会根本放弃“遏制+接触”的对华两手政策，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笔者在《新冠病毒世界影响之我见》一文中曾指出，中美关系“不会回到过去”的含混说法，并非对两国未来关系精准的科学解读。

其四，必须保持国家利益的大局观和清醒的头脑，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窠臼，弄清挑战与机遇的关系。挑战与机遇始终是并存的。挑战显眼，几乎一目了然。机遇往往是潜在的，要精心洞察、勇于探索和竭力创造。方法对头，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反之亦然。我们固然必须高度警惕在当前疫情的重压下，美国向中国可能采取的全面对抗，如有人所说“这种对抗将发生于不仅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其规模和烈度都可能是空前的”。我们也不要习惯于只注重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去做文章，尽管有理有据，但片面性毕竟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带来的更多是恐慌。基于我国与美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精神以及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更需要的是不断寻求并提出推进中美关系朝向健康方向发展而又迫使美方不得不考虑接受的积极倡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